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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9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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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769期

【冰点特稿】:永不消逝的爱情

本报记者 杨芳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9-29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王新(王兰芬) 本报记者 陈剑摄

    与中国大多数夫妻一样,王士光和王新夫妇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之处。在一张照片上,他们一左一右,肩并肩站在庭院里,略显拘谨。那是1938年的冬天,两个年轻人打扮得很是时尚:丈夫穿了件呢子风衣,妻子穿的是翻毛皮大衣。

    又过了10年,两人的穿着大为改变:齐刘海的卷发和西装革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不过,夫妻俩中间多了个睁着大眼睛的小女孩,脖子上系着浅色的围嘴。

    最大的变化当然是岁月带来的。到了1975年,照片上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带副黑框眼镜。他俩身着深色干部服,力图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但仍然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

    旁人难以想象,这些已经发黄甚至模糊不清的照片背后,是一个接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第一张是他们假扮夫妻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的合影。第二张是两人因战争而分开,直到8年后在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小镇上相遇之后拍摄的。不过这一次,假夫妻终成眷属,并生下了大女儿。而1975年那一张,是两口子“文化大革命”时期分别了8年后重逢时拍摄的。

    最近,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央视一套热播,讲述一对共产党员假扮夫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故事。相比之下,身为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夫妇,现实生活中却一直低调而平静。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65年时光,直到2003年王士光在北京去世。如今,妻子王新依然在世,已经89岁的高龄了。

    那些“永不消逝的电波”,彻底改变了他们今生今世的命运。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

    正如荧屏上的女主角何兰芬一样,起初,本名叫王兰芬的王新也不同意“嫁人”。

    当时,她的身份还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她出身于东北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张学良子承父业后第一次检阅东北军队,陪阅官就是王兰芬的父亲。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把女儿王兰芬送到天津亲戚家中。第二年,还在读中学、年仅15岁的王兰芬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她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是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按照计划,15岁的王兰芬即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习。这一天,她到指定地点来接头。

    一切都像电视剧中那样充满悬念:在一座充满欧式风格的花园里,一个陌生的男子告诉她“党交给你的任务变了”,需要她和一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掩护对方做通信工作。

    “我觉得很突然,思想根本来不及转弯。”时隔多年,早已改名为王新的王兰芬笑着回忆说。她表示自己连恋爱还没谈过,怎么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结婚?

    后来,王新才知道,这个接头人正是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当时,他的名字叫姚克广。

    也许是看出了小姑娘的心思,姚依林劝解说:“党员嘛,个人要服从组织,党相信你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在回忆文章中,王新说自己无言以对,表示坚决服从。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党布置了任务,个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谈起这段往事时,他们的小女儿王更怕别人不理解,补充说。这句话她时常从父母口中听到,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天各一方,还是解放后的坎坷跌宕,他们都用这句话来解释。

    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男方的工作。他就是“一二·九”运动表现积极的王士光。这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才生同样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是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为了不碰钉子,后来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先试问了王士光3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以“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

    这也难怪,在众人眼中,这位王家四公子心目中恐怕只有无线电。在王光美记忆里,当时名字还叫王光杰的哥哥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他还以看电影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

    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也回忆,王光杰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很擅长物理,所以先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专业背景,当姚依林为加强河北省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立一个电台组织时,就自然而然找到了王光杰。

    后来,姚依林回忆说,当时天津和延安距离遥远,一些重大的文件和指示都无法及时获知。有时候,他不得不通过日本人所办报纸的内部消息、以及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来获取信息。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姚依林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那样地干了起来。”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的著作《中国秘密战》,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情报保卫工作。他介绍说,当时无线电电台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江西苏区的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惜被战士们当做怪物砸烂了。得知此事的毛泽东专门嘱咐,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上一条,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

    这一年的龙岗战斗又缴获了一批电台,不幸又被战士砸坏,只剩下一部机器,虽然能够收报,但是不能发报。最终,红军俘虏了对方10个技术人员,创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电台。朱德每日过问电台工作,并给技术人员以优厚的待遇,台长每个月工资50大洋,差不多是总司令的10倍。

    在这种情况下,找一对假夫妻在敌占区设立电台,就有了基础。

    这个人怎么像监狱里出来的

    尽管表示了无条件服从,王兰芬仍然提出,要先见一见这位年长6岁的“丈夫”。“况且他同意不同意我呢?”她反问道。

    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提前来到旅舍的姚依林还给王兰芬倒了杯水,安慰她说一定会完成任务。

    多年后,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王兰芬,依然记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每每听到这段情节,女儿王更就忍不住打趣:“我妈当时还失手把茶水泼了一身呢!”

    而王光杰看见猛然跳出来个拖着辫子的小姑娘,也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小?”

    他可能还不知道,对面的这个女学生,为了显得成熟些,特意换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上了一条蓝布旗袍,就连两条小辫子上的白绸花也特意换成了黑丝带。

    看到这样的情景,姚依林赶快把话题岔开,建议两人理发。他尤其叮嘱王兰芬“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烫个卷发最为合适。

    他也早已在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其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洋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名叫黄慧,和婶母在家操持家务。

    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光杰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光杰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据说,第一次试机,他们就发现机器“打了火”,幸亏王光杰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接下来的场景几乎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展现得一模一样:在这幢三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王光杰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旁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

    他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是邓宋支队司令部的电台。这支部队由八路军宋时伦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对方很快就发来“QSA-5”,表示信号很好,王光杰也用“ROK”回复,以说明接收完毕。

    年轻的妻子也成了助手。她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时候,为了掩护工作,就和楼下的房东太太聊聊天,或者找另外一个租户,一个冀东来的大地主太太说说话。

    虽然亲戚家就住在隔着两条马路的地方,她却从来没有去探望过,甚至没有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我就像演戏一样。”她说。

    小姑娘唯一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绳,这是表示安全的讯号。有时候下班回来,望着“妻子”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王光杰会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她一起跳绳。

    也有的时候,阳台上会立着一根竹竿,当然这也是联络的安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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