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战美军转型的迷惑与得失
然而，7年半时间过去了，美军不但并没有赢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相反从布什到奥巴马，美国的军事转型受到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其实，从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的相继离去，美国的军事转型实际上就陷入了徘徊、停顿状态。
“究竟是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深信不疑导致美军在伊拉克面临军事上的灾难，还是由于在伊拉克犯了严重错误，应该进一步以克劳塞维茨理论为指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对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美空军上校沃顿提出的“五环目标理论”，其灵感就来源于克劳塞维茨的重心作战思想。可以说，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的军事家，在阐述其理论时大都喜欢引用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支持自己或批判对方的观点。
然而，克劳塞维茨以牛顿力学观察研究战争的方法，诞生了对西方军事理论影响至深的“无限暴力论”和“绝对战争论”。这种对“无限暴力”的追逐使美军在军事实践中不断挑战和超越军事技术的极限，大力发展各型武器装备。加之植根于美国建国后历次战争中所沉淀的片面经验——认为战略上的不足可以用先进技术和战役战术的胜利去弥补。因此，美军军事理论及部队转型的关注点始终围绕着如何更大限度地实施暴力，打击敌人。
其实，在这种“无限暴力”思想的指导下，绝不可能有真正赢家，也暴露了美军目前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两难境地。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究竟是美军对普鲁士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深信不疑导致他们在伊拉克面临政治和军事上的灾难，还是鉴于在伊拉克犯了严重错误，应该进一步以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为指导。”
事实上，美国人并没有看到，在矛盾双方围绕利益展开的竞争对抗活动中，一条重要法则是“行动导致反行动”。即便是在一场对抗中彻底击败了另一方，另一方也还会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以牙还牙，伊拉克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此，即使是“无限暴力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总结拿破仑战争时也曾敏锐地发现了战争中的“精神要素”，并在战争中观察到了民众的巨大作用。问题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对伊拉克国内民众的因素考虑过于简单，认为只要摧毁伊政权就可以万事大吉，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伊拉克民众会欢迎这些“伊拉克人民的解放者”。
尽管美军在作战中开动了全部心理战机器，散发了6000多万份传单，但影响民心的效果却极为有限。而仅仅一个“虐囚事件”的出现，就把美军强大的心理攻势抵消得荡然无存。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拉克作为美国军事转型的试验场，确实检验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转型理论和口号。
究竟是应该保持美军在常规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还是确保有能力打赢针对恐怖主义的持久战争
2003年，美军短短30天就结束了伊拉克主要战事。初期的胜利，曾使整个美国为之兴奋。随后，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改革派就自信地提出了“10-30-30”的军事战略构想，即10天部署军队，30天完成作战，30天重组部队，一年可以应对多场战争，并依此强力推动美国军事转型。但战后的事实不仅使这些举措受到强烈质疑，就连拉氏本人也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而引咎辞职。
随后，拉氏的继任者盖茨提出了新的《国防战略报告》，这份报告不但抛弃了前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先发制人”思想，而且首次将应对恐怖主义的“不规则战争”列为转型的重中之重，并将其置于常规战争准备之上。
其实，自入主五角大楼以来，盖茨就一直在倡导与其前任拉姆斯菲尔德截然相反的军队转型方案。与拉氏强调“先发制人”，精简军队，投资于“智能”武器、侦察系统和信息网络，用速度、隐蔽性、准确性、网络取代大规模兵力不同，盖茨的转型思维则倾向于将反恐持久战作为中心目标，认为要赢得反恐战争，仅仅靠技术力量及军事手段是不够的，盖茨在多种场合都强调发挥美国“软实力”的作用。
不过，由于担心美国可能因专注反恐战争而丧失对新兴大国的军事优势，盖茨的转型计划又在美国防务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遭到了参联会各军种参谋长的联合抵制。在各军种参谋长看来，如果美国放松了对常规战争的准备，可能使对手在网络、天空和太空等诸多关键领域获得竞争优势。
面对种种责难，盖茨并没有放弃，反而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强调“不规则战争”的重要性。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寻找“均衡”，并解释称“均衡”是美军转型的新目标，也是国防战略的关键。并指出，美军加大对“不规则战争”的关注，并非要放弃对常规战争准备的追求。美军应具备“全频谱”作战能力，既能发动全面的国家战争，也能进行“不规则战争”。
寻找“平衡”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就本质而言，盖茨的转型目标实质上是在挑战美国“技术崇拜”的传统。尽管美国的联盟和义务遍布全球，五角大楼也希望军队拥有“全套”军事能力，以便能够应付从全面战争到小规模作战行动在内的各种情况。但是，不同能力在军事转型中所占的确切比例却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争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军的转型在拉姆斯菲尔德时代达到“暴力崇拜”的顶峰，在盖茨时代又有理性回归的意味。伊拉克战争表明，虽然美军擅长摧毁目标，却不擅长国家重建。有时强大的火力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因此，盖茨提出新的军队转型目标——均衡，即有平息反对声浪的意味，也表明了仍要将“不规则战争”进行到底的立场。也就是说，美军发展必须保持均衡，既确保有能力打赢针对恐怖主义的持久战争，又要保持其在常规军事领域的优越地位。
美军的传统历来是重视武器装备和技术优势。但反恐战争使美军地面作战力量严重透支，军事转型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人还是武器
美军改革历来强调优化部队结构、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和增加新的作战要素。通过伊拉克战争实践，美军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武器而是人，反恐战争使美军地面作战力量严重透支，这也是美国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的重要因素之一。
近来，美军高层一再强调，未来作战美军最大的不对称优势，不是武器装备，而是受到良好训练的人。美军的传统历来是重视武器装备和技术优势，从伊拉克战争和军事转型教训中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确实值得其他国家在推进军事改革中借鉴和深思。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确用30天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战后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至今，成为美军转型理论指导战争的失败纪录。而拉姆斯菲尔德式的经典战略构想，所涉及的也只是制敌机动、精确打击、高效摧毁等要求，并没有考虑如何巩固作战效果、稳定秩序和恢复重建。
就本质而言，军事转型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人还是武器，关键是看对威胁来源的判断。当前，在美军内部有两种声音：如果最大的威胁来自“新兴大国”，美国及其盟友就需要投资于飞机、舰艇和先进武器；如果最大的挑战来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就需要更多的士兵。但是在对威胁的判断上，盖茨则更倾向于后者。他认为，美国面对的下一次袭击很可能来自一个恐怖组织滋生的“失败国家”。
战争中人与武器的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难怪有西方媒体评述，在伊拉克作战要“多用大脑而不是多用子弹”。前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中将就曾表示，在伊拉克，军队需要更多大脑而不是肌肉，需要更多耐心而不是进攻。
也许只有在实践教训中，美军才能对人与武器、对“无限暴力”有正确清醒的认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盖茨上任起，就明确提出，光靠军事手段不足以赢得战争，必须把高端军事装备与低端的培训、沟通和建设等技巧结合起来使用。
经过伊战，美军脱离实际的理论构想和激进的改革口号受到广泛质疑。特别是陆军部队的转型最终还是回归了理性，选择“轻重结合”的发展道路
转型，牵扯到部队的方方面面。武器装备是这一过程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部队怎么建设、发展，就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但有一点，必须要符合作战实践的要求。
在伊拉克战争的7年多时间里，关于陆军转型方向的争论最为激烈。按照拉姆斯菲尔德的战略构想，陆军必须淘汰重型装备、走轻型化发展道路。为此，美军摒弃了70吨重的M1A1坦克那样的重型装备，转而倚重像“悍马”、“斯特瑞克”这样的易于快速部署，战场机动能力很强的轻型车辆。
近年来，美国陆军提出了“轻型部队更便于作战”的转型思想，企图依托其强大的高科技后盾，打造出一支轻便灵活，能在战场上快速制敌的新型陆军部队。然而，在伊拉克战争主体军事行动结束后的“反恐”战场上，这支本想“四两拨千斤”的新型陆军部队却因其防护力薄弱，而频遭伊拉克各派武装的袭击，人员伤亡惨重。
不可否认，陆军轻型化是信息时代作战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如果因此就完全否定陆军重型装备的作用，则显然脱离了战争实际。当伊拉克的路边炸弹给美军造成的伤亡不断上升时，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却要到垃圾堆里寻找防护装甲。最终，美军不得不理性回归，将“轻重结合”作为陆军现阶段转型的基本选择。
尽管10年来的美军转型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反恐战争为牵引的军事转型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
公正地说，美军转型构想如转型目标、指导原则、转型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也代表了世界军事改革的发展方向。正因为如此，世界许多国家的军事变革都以美军为蓝本，深受其影响。
首先，美军高层作战指挥体制在转型的促动下进行了重大调整。美军先后成立了联合部队司令部，合并了航天司令部与战略司令部。为加强本土防卫组建了北方司令部，增设非洲战区司令部。为适应信息时代战争需要，突出联合作战指挥职能，组建了跨军种联合部队司令部。
其次，大力突出特种作战地位。在美军的转型战略中，特种作战部队被视为打赢反恐战争的核心力量。在保持军队总体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美军大量扩充特种作战部队，陆军特种作战力量增加了三分之一，海军、空军特种作战力量比重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作为三军转型最受青睐的战略力量，特种作战在反恐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第三，适时调整了海外兵力部署和基地体系。美国推动军事转型的重要目标是扩大军事优势，提高在全球范围内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为此，美军“关停并转”了海外军事体系，改变了传统的海外驻军方式，提高了控制重要地区和关键战略通道的能力。从而使美军成为一支更加灵活、反应速度更快、行动更自由的打击力量。
事实表明，多年来美国军事转型战略，对应对“9·11”以后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美军把转型的首要任务仍定位在加强联合作战。并认为，部队只有真正联合，具有系统集成的能力，才能在现代战争和冲突中实现体系对抗
近期世界上的几场局部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是美军在快速决定性作战新军事理论指导下作战方式变化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美军转型实践与理论的阶段性成果。
2002年6月，美军根据国防部《防务计划指南》颁发了《2003—2007财年转型路线图》。2003年4月，美国国防部颁布了《转型计划指南》，对美军转型做了宏观规划和战略指导。随后，美三军分别发表了未来5年的《转型路线图》。这一系列文件标志着美国的军事转型由理论构想走向具体实施。
特别是《转型路线图》从军事转型的必要性角度，总结了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教训。文件认为，伊拉克战争是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改组法》颁布以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是全维作战条令指导下的联合作战，是网络中心战样式的联合作战。伊拉克战争坚定了美军加强联合作战能力及向联合作战转型的决心。美军在《转型计划指南》中强调，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加强联合作战。部队只有真正联合，具有系统集成的能力，并依据网络中心战的原则进行作战，才能在现代战争和冲突中实现体系对抗。
总的看来，美国军事转型和伊拉克战争实践表明，无论是实施军事战略转型，还是推进军事改革，都是一件“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尽管检验军事转型成败的唯一标准是战争实践，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不可能用直接的战争经验来验证军事改革成果的成败，从本国国情军情出发，研究别国军事转型的得失成败，科学鉴别其经验教训，才是实现军事战略转型目标的重要保证和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何种转型，美军的根本目的不会改变。那就是创新性地改变作战方式、发展武器装备和调整编制体制，拉大与其他国家，既包括潜在对手也包括盟国的军事能力的时代差距，不断强化美国不可挑战的全面军事优势，以支持其长期主宰世界的国家战略目标。
（作者单位：西安陆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