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下的自由是走向公民社会的必修课
也许跟年龄有关，这位76岁的老人，不再如十年二十年前那么被人认为“偏激”，这次演讲中的许多观点虽然保持了他一贯的锋芒和对自由永恒的热爱，但也更为中庸——中庸不是折中、和稀泥，而是更为圆融，不偏不倚地守道才是真正的中庸精神。在考虑保护人的个性的同时，罗素着重分析了技术时代，如何在保证公民社会所应有的基本安全与稳定的同时，如何有效地保护、激发人类的人性之美善，遏制以及有效地疏解人性之丑恶，以解决“每个人身上的野性必须找到某种同文明生活以及其他同样野蛮的邻人的幸福不相冲突的发泄出口”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由于现代性带来的技术与人性的冲突，尤其是现代极权主义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及其因此对人个性的扼杀，使得人类保护自由变得更为困难。现代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中，权力的角色无处不在，而且关键在于借助现代技术，权力对个性的抹杀能力也随之增大，个体在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时代，遇到前所未有的个性侵蚀。“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世界里，与群体相联系的个人主动性必定只限于少数人，除非这个群体规模不大。”这说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病灶，也是人性的病灶。
由此，罗素对人类个性的珍爱到了仿佛“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他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好事情是罗伯斯比尔带来的。但是，所有善的以及恶的，都有一种我不希望看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品质——一种充满活力和个人主义主动性，具有独立头脑并且富于想象力的品质。”也就是说，哪怕恶魔身上的独特个性，也是值得珍视的个性本身。众所周知，罗素对极权主义可谓深恶痛绝，几乎在其所有探讨权力的文字中，都有着或专门或旁及对极权主义深刻而犀利的批判，即使如此，他在极权主义人物身上看到的独特个性，依然舍不得抹杀，这在思想逻辑上是一贯的，即他珍视人的个性，对极权主义的痛恨也是基于后者对个性的彻底消灭，无论在《权力论》还是在本演讲中，罗素都花了不少篇幅批判极权主义对个性的彻底抹杀，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极权主义点燃了罗素畅谈保护个性的强烈表达欲。
一切出于人性自由精神本身对抹杀个性的反抗，都是罗素欣赏的，而同时他对秩序也有着高度的尊重。因此在涉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时，罗素将判断继而行动的权利一如既往地赋予人类的自由与良知，并且是适度的、符合共和精神的自由精神与良知。在他表达对革命的看法时，下述见解尤其表明他对作为秩序的正义本身的敬畏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一些革命——1688年英国的革命以及1776年美国的革命——是由对法律身怀敬意的人完成的。”没有对法律——本质上是正义——的敬畏，所谓“革命”往往只是取而代之式地重建一个邪恶新秩序。
罗素担心，人类的个性如果不能被善的目的所鼓舞和吸收，它就会朝恶的方向制造灾难——因为“在我们存在的世界上，善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而恶的可能性也恰是如此。”
因此，为了既保护个性又防止个性作恶，以达到下述个人与共同体、个性与秩序均衡的“美好世界”：“没有公民道德，社会将灭亡；没有个人道德，他们的存在将毫无价值。因此对一个美好世界来说，公民和个人道德都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他开出的药方是鼓励科学探索、艺术创作、规则公平下的竞争，保证经济、政治上的公正，对包括主权在内的权力的警惕、对秩序的尊重和怀疑以及重视个性化的地方文化以保护多元防止单调乏味，这一切都与他对未来人类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向往连在一起。
这里可以看到，罗素作为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其所关注的首先是个体的自由，同时，在此基础上，自由人与自由人应当和平共处的联合，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否则就不存在自由问题，更没有共和问题。科学探索可以将人引向求真，艺术创造可以将人引向求美，公平竞争可以使得一切个性行为保持活力，而政治、经济等的公正则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个性得以舒展的平台，是善与爱的追寻。这些使得人类行为远离假丑恶恨，而实现它们都需要让权力保持适度——既维护了共和秩序，又保证了个体自由，同时，保护多元这种无害的分离，使得个性与个性之间保持正常距离，不至于同化或被同化。
罗素曾特别提醒要提防权力为了自身的邪恶利益，对人从幼年开始就进行持续十数年的催眠式洗脑教育，因为这种毒害往往彻底摧毁人的自由个性，终生难以疗救。也许是因为罗素在以前的论著中已经谈得很多（例如《权力论》），讲座中罗素没有深入分析如何进行自由教育以及教育于保护人类良性个性的利弊。
如何保护人类良性的个性，消解恶性个性，是古往今来一大永恒的难题，罗素给出的答案无疑是杰出的，对于正从市民时代走向公民社会的中国而言，或许也是一纸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