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幕
索尔·贝娄是犹太人，出生于加拿大，9岁随父母移居美国，视自己为“一个有犹太传统的美国人”。1976年因《洪堡的礼物》获诺贝尔文学奖。2005年4月5日贝娄去世，世界各大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多如雪片，国内的各种报刊亦纷纷采写相关消息，刊发作家们眼中的索尔·贝娄，尤其是介绍刚刚问世的中文版《拉》。但贝娄并未因此像海明威、马尔克斯，甚至不如福克纳，走进一般阅读者的视野，中文版《拉》虽生逢其时，关于《拉》的各种文字可谓多如牛毛，但书却远没有想像卖得那么好，多数意见认为这与贝娄的写作风格和主题有关。《纽约时报》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对索尔·贝娄有过一次采访，贝娄说“小说家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能够比社会学家更逼近当代的事实真相。”这句话大体道出了贝娄无法真正走进公众的原由。在贝娄那儿，小说家远不只是讲故事的人，他还该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政治学家，虽然贝娄谦逊地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只是“业余的历史、政治学生”。
套用贝娄概念的小说家公式，我们来看看《拉》书。中文版封面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字“参悟生死之作”，大概启发了不少论者，更多的文字集中在指出拉维尔斯坦的原型是思想家、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此公因《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而出名）。其实，拉维尔斯坦是谁真的没那么重要，尽管布鲁姆与贝娄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拉》书的确也大量谈及生死，然仅此理解终觉是皮相之论；“友谊说”，更不着边际。倒是书中125~129页写到齐克欲为克拉弥尔作传的几段话非常值得注意：“二十年代战后的欧洲相信严酷的价值。经历过战争的老兵是严酷的，政治领导人是严酷的。希特勒三十年代上台掌权后加入了竞争。他马上枪毙了手下的大将罗姆，还有一些其他的纳粹同伙。”“大量痛苦的事实，太恐惧了，当代人简直无法深思。我们实在不能让自己去承认它们。我们的心灵还没有强壮到足以承受。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给自己发放通行证。克拉弥尔这样的人觉得有义务面对事实，即这种残暴是普遍的现象。”“他相信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有自己一份。你可以在任何成年人身上发现杀人的冲动。”“他看上去像一个专制君主，脸上烙着专横的烙印。……他出门时头戴浅顶软呢男帽，拿着一根沉重的手杖——‘用来敲打农民’，他通常这样开玩笑。”“克拉弥尔决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我相信，在他心灵的一边开辟了一小片植物园，种植善良慷慨的感情。”克拉弥尔在小说中是一位来往于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大师，写作风格像柏克，更像塞缪尔·约翰逊，却手提沉重的手杖随时准备“敲打农民”。面对二十世纪的种种残暴，谁能给自己发放“通行证”？拉维尔斯坦不能，克拉弥尔不能，索尔·贝娄也不能，你能？
索尔·贝娄说：“描写公共大事和个人琐事一样容易——需要的只是更多的自信和勇气。”贝娄还说莫扎特是他的偶像，“这种欢歌对我来说永远都在悲哀、忧郁、失落、心碎的边缘，但也永远都准备爆发出最动听的音乐。”贝娄的写作现在还是“小圈子”的，也许五百年后才是大众的，但他提出的问题确是每个从二十世纪走过的人都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