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圆明园不能总在文物上打转转
海外流散文物摸底调查的难以为继不免让人遗憾，犹记得，当时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信心满满地表白：“希望明年圆明园罹难150年时，能顺利建立流失名录”。现在看来，这个名录注定将要耗费更多的周折。圆明园究竟有多少文物？海外流失了多少？又流失到了哪里？或许，这些问号将继续成为难解的悬疑，折磨着沉浸在文物热潮中的中国人。然而，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圆明园不能只剩下文物的想象，或曰，纪念圆明园罹难，不能总是在文物上打转转。
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外人士的文献记录中、从圆明园遗址残存文物的恢弘气象中，领略圆明园的绝代风华了，但是，150年前的圆明园，确乎是人类文明成果的荟萃之地，将其理解为一座文物的宝库并不为过。也因此，围绕着圆明园文物，今天人们作出的诸多努力，均与文物有关。比如，这些年来，每每传出诸如“重建圆明园”的消息；而圆明园兽首的天价拍卖，更是使得圆明园文物成为了各方追捧的蓝筹股。全球摸底调查流散文物，大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情绪下启动的。
文物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文明成果的凝结和沉淀，历史的烟云，岁月的沧桑都在其中。对文物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当然就是对历史的关注。但是，文物的摩挲并不能替代历史的记忆。当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流散文物被置于聚光灯下反复观摩时，历史的风霜其实已经很单薄、很淡漠了，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艺、材质、价格等等技术层面的信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对于圆明园文物，我们尊重这样的观照视角，更珍视这些文物，但是，不能满足于此。
圆明园对于国人的意义，更应该是在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历史层面，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150年前，与实体的圆明园一起罹难的，还有中华民族传承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民族记忆。那是一个古老国家在遭遇外来强力时无可言说的痛。其间，固然有英法联军野蛮荼毒文明的暴行，就像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经谴责过的那样，也有一个古老民族自身难掩的恶行，正如《文史参考》总编辑王翔宇所言，“圆明园被毁不是只一次火烧圆明园造成的。”
也因此，我们今天的记取历史才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不能忘记”的，应该是完整的、而非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应该是历史层、文化而非技术层面的纪念。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真正重建中国人的圆明园共识，才有可能“理解、对话、合作，谋求更高层面的和平”。或者说，我们完全可以将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纪念作为记忆的起点，由此出发，寻求文明的冲突与和谐路径，并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涅 出新的生命。
珍贵的流散文物当然需要牵挂，强盗们当年带走的瑰宝也应该有一个说法了。只是，如果过于将公众视线引向具体的文物上面，视线未免有些窄，甚至有简化历史、误导公众的嫌疑。特别是，在时下文物交易红红火火的市场化浪潮中，若干圆明园文物不过是市场中一个可以用来炒作的概念而已。概念炒完了，也就完了，历史的记忆云云，大概也就跟着完结了。文物市场上，永远都在追逐下一个。而圆明园的创痛，却需要永远铭记。
“艰苦卓绝的华夏子孙啊，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圆明园，都有一座不朽的圆明园。”诗人丘树宏在《不朽的圆明园》中如此表达，确乎如此，唯有在公众心中建起一座座“不朽的圆明园”，我们的圆明园记忆方才可能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物的意义，似乎不应该特别放大。正如台湾知名收藏家王度所说：“虽然很痛心，但现在我并不反对我们的文物摆在人家的博物馆里。”“无论文物在哪里展示，它们始终是中华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