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妇的贪官笔记

    张秀芳

    每晚11点20分，62岁的张秀芳都会准时打开电视机，展开白纸装订起来的日记本。她费力地眯着眼，几乎将鼻尖抵在本子上。

    “这是啥做法？是官商沟（勾）结吗？”她一边念叨，一边歪歪扭扭地写道。老树皮似的手紧紧攥住水笔，一笔一画都像刻进白纸里。

    这个头发花白的妇人，正在写作她的“贪官笔记”。事实上，她是山东省平度市城关街道办事处金沟子村的一个普通农妇。20多年来，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她以贩卖蔬菜为生。每天天刚蒙蒙亮，张秀芳就和老伴儿开着电动三轮车，到青岛市区兜售蒜薹、茄子和土豆。

    不过，如今即使白天卖菜再辛苦，每晚的同一时间，张秀芳都会准时收看一档关于反腐倡廉的法制节目，它专门讲述全国各地的贪官犯下的重大案件。

    这个习惯开始于今年3月。一天晚上，张秀芳在亲戚家串门，碰巧看到一个“神奇”的电视节目，“原来的一个大官铐着手铐，蹲在监狱里”。

    她一下子入了迷。这个没啥文化的老太太，萌发了一个想法：“我要把社会的不公平写下来，看看是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当地，每到晚上9点，村民们基本都会上床睡觉。而张秀芳常常会先眯上两个小时，一到11点10分，就跟上了闹钟一样，自然惊醒。有时候，她索性整个下午都赖在床上，这样就可以将整个晚上腾出来。

    为了省钱，张秀芳常常拒绝打开家里那盏25瓦的日光灯。她习惯于就着电视机的光线，趴在屏幕前一边看节目，一边记录“贪官笔记”。

    大半年下来，她已经写了整整三大本。日记装在一个红布袋子里，它原本是张秀芳卖菜时用来装零钱的“宝贝”。为了避免弄脏，她还在3本日记外面裹了一层塑料膜。

    日记本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用剩的，每一本都用白纸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每一页上，张秀芳都用蓝色的水笔，横七竖八地写着几百个字。

    这些“关键词”，大多是张秀芳的随手涂鸦。每个贪官的名字，罪行，受到的惩处，她都一一记录下来。她甚至为此专门配了两副老花镜，写日记的时候戴上度数深的，看电视的时候则换上度数浅的。

    她常常翻着自己的笔记，跟周围的人讲述这些贪官的故事。

    “一个山西的村主任，居然盖了8层楼，还买了一部80万元的汽车！”这个大嗓门的老太太用当地的土话喊道。而最令她气愤的是，一个浙江的副厅级官员，居然“3年里贪了几千万”。更多的时候，她还会一个人托着腮帮子想：“为什么每个贪官都有情妇，并且不止一个？”

    “您日记里，一共写了多少贪官的故事呀？”有人好奇地问。

    张秀芳回答不上来，因为记录的贪官太多，自己又从来没数过。于是，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法子。根据贪污的数额，张秀芳给这些犯事的官员，取了不同的代号，有的叫“五万”，有的是“四百万”、“六千万”，当然还有的叫“三亿”。

    “一万块钱就是一摞！一亿元可以装一个耕地用的大拖拉机！”老太太皱紧眉头，用手势激烈地比划着。

    偶然性起，张秀芳还会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在末尾加上自己的感想。字数多的时候，是一句话，比如“三麻袋钱还没分完就进了监狱，好！”，感叹号用力到划破了纸面；少的时候，则可能是几个字，如“前腐后继”、“不止（知）羞耻”。

    每天起床后，张秀芳都会认真地“复习”前一天的日记。要是遇上心情好，有村民来访时，张秀芳就会清清嗓子，将这个故事细细讲上一遍。虽然有时，她还会搞错官员们的名字，或者故事发生的地点。

    记录了一阵子之后，张秀芳开始将一些很“潮”的词语挂在嘴边，它们都是她从电视上听来的。

    夏天的傍晚，跟村民一起乘凉，张秀芳会装作不经意地说起“和谐社会”，告诉邻居们什么叫做“公平、公正、以人为本”，或者严肃地指出“农民必须有土地，这叫耕者有其田”。

    “你们知道什么叫官吗？为老百姓办事，让老百姓吃饱饭的才是官。贪官不是官，是蛀虫！”张秀芳一本正经地“教育”来访的记者。

    张秀芳还越来越喜欢评论各种社会现象。

    她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些农村把农田保护区快成熟的小麦拔起来，种上“退耕还林”的小树。老太太忍不住叉着腰，骂道：“这帮败家玩意儿。”

    不久前，村里的干部合计着，拿出一个规划，要把一些农民的宅基地卖给开发商。张秀芳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拼了老命也不干！”

    原来，写“贪官笔记”时间长了，张秀芳摸索出来一个“规律”。她发现，官员在权力太大的时候，很容易“变坏”。而且，大部分贪官都是借着城市规划、土地买卖的名义“做坏事”。这些贪官还往往和商人、黑社会相互“沟（勾）结”，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们就会找黑社会来打击对方”。

    据张秀芳的儿子说，对社会上“不和谐”的事情，老太太总是十分关注。哪里的房屋拆迁，出现自焚案；一些“伤天害理”的歹徒攻击幼儿园的娃娃；或者是为了争抢家庭财产，儿子杀害父母，制造了灭门惨案，等等。

    这个被儿子称为“愤老”的老人，常常觉得自己“特别孤独”。她曾试图跟村里的同龄人讨论一些社会现象，可是“他们啥都不懂”。老太太只能撇撇嘴，甩甩手，遗憾地走开。

    只有记录“贪官笔记”，才是张秀芳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曾经的老戏迷甚至忘了几十年来的最大爱好。以往，只要电视上有《红灯记》、《白毛女》等戏曲节目，张秀芳总会有些蛮横地夺过遥控器，牢牢地攥在手里。

    这个曾经最麻利的家庭主妇，也开始忘记给小孙子买蜡笔，忘记缠着在外工作的儿子们讲新鲜事，忘记吩咐外出干活儿的老伴儿多添衣服。

    每逢遇到家人抱怨，她依然保持一贯的“愤怒”态度，大声反驳：“大河没水小河干，我干的是正事儿”。

    事实上，张秀芳起初试图将“贪官笔记”藏起来，是大儿媳妇发现了老太太的“秘密”。一天晚上，大儿媳妇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张秀芳在黑咕隆冬的堂屋里待着，一边看电视，一边写字。她裹着一件厚厚的花棉袄，冻得脸色发青，鼻子红得“跟辣椒似的”。

    最近，由于儿子在网络上“爆料”，这个62岁的农村妇女突然成了“名人”。县、市，甚至北京的媒体都纷至沓来。在媒体的要求下，老太太端出专业的样子，现场演示起记录“贪官笔记”的情形。她一直绷紧脸，一会儿托着腮帮子沉思，一会儿抓起笔，郑重其事地写下几个字。

    私底下，原本“天不怕地不怕”的张秀芳也跟两个儿子嘀咕：“出了名，好处多还是坏处多？要是坏处多，咱这个名儿，就别出了吧！”

    尽管如此，她依然“兴奋得很”。做记者的小儿子陈宝成跟她开玩笑说：“你这3个本子烂了，怎么办？不如咱们买块石碑，把贪官们刻上去！”没想到张秀芳把这话放在了心上，干家务活儿的时候都能开心得哼起小调来。

    “天下这么多贪官，咱得花多少钱买石碑啊！我没钱啊！”没过几天，老太太开始犯起了愁。

    “贪官笔记”不能白记，张秀芳有自己的“宣传策略”。每到周末，张秀芳都会做上一桌子菜。在这种例行的家庭聚会上，她会掏出日记本。

    这个山东农妇盘着腿，用口水蘸着日记的纸，一页页地翻过去。她从没学会普通话，不过这并不妨碍她狠狠地教育小孙子：“不能只关心自己家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会放过给两个儿子说教的机会。尽管在当地的农村，张秀芳的两个儿子都算得上“出息人”，一个是中学教师，一个是媒体记者。

    她对儿子们参加一些有官员在场的饭局，保持“谨慎”的态度。每一回，张秀芳都会端端正正地坐在堂屋里，“审讯”饭局归来的儿子们。

    “里面的是好官吗？”这个问题常常让两个儿子哭笑不得。

    对于这个世界，张秀芳有太多的问题。她老是想不通：为什么很多村庄都要把农民的土地卖了，还没人管？为什么农村的房子拆了又盖，盖了又拆，只为了一点拆迁补偿费？为什么很多当官的贪了那么多钱，却还能不断地往上升？

    她尝试用自己的思维去坚持，“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可这个没啥文化的农妇又说不清楚“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情形。

    只有当别人称赞“贪官笔记”时，这个愤怒的老太太才忍不住傻乐起来：“我小时候写的作文，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