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德国比，中国企业和科学家还是太疏远

    陈乐生，中德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不久前，在美国《科学》杂志上，一篇由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饶毅教授联合撰写的文章，引起国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文章指出，相当比例的中国研究人员花过多精力拉关系攻关项目，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从事研究或培养学生。

    “搞管理的人，对科学家要多支持和配合，少给他们干扰。”10月19日，中德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陈乐生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提出，科学家能够自由支配时间，才更容易有大发现。

    中国青年报：不少中国科学家提到，行政事务、填表、评审会等事务挤占了自己很多时间，精力不能集中在科研上。德国科学家有这些烦恼吗？

    陈乐生：我接触到的德国科学家普遍觉得当领导是累赘。我在德国马普学会和马普固体物理所工作过较长时间，当时所里有11个教授，每年轮流担任所长，他们对所长职务看得很淡，因为他们是否能申请到科研项目和经费，凭的是学术水平，而不是职务。而有些中国科学家愿意担任官职，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他申请科研项目和经费。

    在德国，基础研究项目不会被要求必须几年出成果。而我们的科学家在做项目时，通常会被要求一年提交一次报告，还要进行考核、验收，程序很复杂，科学家还被要求每年发表文章。基础研究怎么可能一年就出成果？这让一些人将本来要研究三五年才能出的“大部头”，拆成几块分批发表。我在和中外科学界人士交流时得知，基础研究的大部分投入，都是打水漂的。

    中国青年报：那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去做基础研究？

    陈乐生：如果对基础研究不投入，国家发展就没后劲。2002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蒋锡夔教授和计国祯教授共同研究的一个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计国祯教授表示，当初社会对基础研究不够重视，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不断资助下，他们的研究团队通过近20年不懈努力，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承认。

    世界上的许多基础研究成果，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都是在几十年后被承认的。

    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家最需要的就是资金支持吗？

    陈乐生：还有管理服务上的帮助。搞管理的人，要对科学家多做支持和配合工作，少给他们干扰。科学家能够自由支配时间，才更容易有大发现。

    我在马普时，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德国科学家冯·克里津因发明二维电子量子霍尔效应获得诺贝尔奖，他是个工作狂，不分白天黑夜工作。但冯·克里津告诉我，那是记者夸张了。其实他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因为他的实验必须在夜深人静时进行，那时电压稳定，得出的数据精确。这让我想到，我们很多科学家的白天，往往被琐事挤占了。

    中国青年报：《科学》杂志在不久前发表的文章还指出，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你怎么看？

    陈乐生：从大的原则上讲，研究经费分配应公正、透明。另外，在确定项目时，要坚持科学家评审，通过同行评议和学科分析审议确定项目，因为科学家才最清楚什么项目该做或者不该做。中德科学中心在确定资助项目过程中，就是邀请科学家进行同行评审的，由于德国科学家比较自由，休假时间不固定，我们有时为获得一个科学家的评审意见，要等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没有科学家的评审意见，项目得不到批准，基金就不能发。我们建立的这个程序制度，就是与国际接轨。基础研究需要政府加大投入，需要同行评议。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中国青年更重视应用技术，不喜欢基础研究，你怎么看？

    陈乐生：我不这么看。相比之下，德国年轻人更爱学应用技术。所以，现在很多德国大学到中国来抢学生。德国人说，欧洲人口在下降，而且很多德国年轻人去学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专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专业容易找工作，收入不菲，而搞物理、化学毕业后容易没地方去。一名慕尼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曾对我说：“再这样下去，我要失业了。德国就应该到生源多、基础教育做得好的国家去招人，只有这样，德国的基础研究才能继续办下去。”

    中国青年报：看来德国科学家对中国青年印象挺好啊？

    陈乐生：德国吕贝克大学的黑尔根菲特教授说，他第一次来中国时，曾遗憾地对清华大学饶子和教授说，由于日程安排很满，没机会去饶教授的实验室看一看。而饶教授说，可以马上带他去，当时已是深夜11点多了。让黑尔根菲特教授大吃一惊的是，实验室里灯火通明，很多学生在做实验。学生告诉他，他们天天都是这样。黑尔根菲特教授感慨，这种情况在德国很少见，不要说他自己到点儿就回家了，他的学生一看“老板”回去，也很快就溜了。他说，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是靠这样一批人忘我地工作。

    我还在一个德国科学家的访华报告中看到，他第一次来中国时，惊讶有的实验室比德国的还好，而且中国学生十分自信，不仅学术基础扎实，知识面也广，什么话题都能交流。

    中国青年报：在科学研究方面，德国有什么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吗？

    陈乐生：德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德国有一种科研模式是我们没有的，德国的弗朗霍夫学会专门做应用型研究，年研究经费超过17亿欧元。他们的经费一部分来自政府，还有一部分来自企业的委托研究或合同，此外，他们的科研人员在研究中一旦发现很好的应用苗子，会自己创办公司。弗朗霍夫学会发现了很多这样的苗子，比如现在风靡全球的MP3。德国企业也特别注重研发，2003年，我随中科院一个代表团访问德国，当时宝马公司的研发部门向我们展示了穿戴式的计算机系统——人在思考时液晶显示屏马上就能显示思维内容。这个技术如果用在汽车上，司机只要看到前面有危险，不用动手就可以指挥汽车采取措施。我国现在也在开发这样的技术，但只是科学家在做，企业舍不得拿钱出来支持研发。

    中国青年报：但有调查显示，中国内地企业期望提高研发投入的比例全球排名第一，说明我们的企业还是有这个意识的啊！

    陈乐生：跟德国比较，我感觉中国企业和科学家还是走得不近，他们之间不应该太疏远。我们经常资助一些研讨会，让科学家们有更多机会交流。但这些会议，是不资助企业界代表或者政府官员的。举办者曾给国内一些企业研发部发过邀请，希望他们也能参加会议，但对方一听是自费，几乎没有来的。但是，德国公司来的人很多，有时只邀请了一个人，他们还会要求来3个人。

    德国企业和官员即使没有被资助，也会对参加这样的会议显得很积极。有的德企会主动出钱请科学家参加他们自己的活动，但一些德国科学家经常不买账，觉得这属于“买通行为”。而在德国官员看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可以了解科学家们在想什么，想做什么。他们希望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样在作重大决策时才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