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平容保到张勋
这样的人物，以我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真可谓是“维新之敌”。“明治维新”是一次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重大改革，它成功地将“黑船事件”后逐步被迫开国、濒临成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日本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以此为起点，日本竭力学习西方的各项政治制度、先进技术、教育理念，国力迅速崛起。短短30年后，日本就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清朝海军，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而松平容保这样的人物，却偏偏与旨在保护和强大日本的“维新”作对，极力维护腐败没落和固步自封的幕府。依照我们的想法，在日本人眼中，他这种旧势力的代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角色，应该是被批判的对象。真实情况则不然，松平容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竭力维护幕府的行为，不仅广受世代传诵，人们甚至还将其与其麾下臣民以卵击石般的抵抗演绎成“会津魂”。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曾经说过：“想起会津，就感到日本这个民族还不是太无可救药。”
反观中国，同样是报着“忠君”的理念，同样是反对当时相对先进的政治制度，同样是逆历史潮流而动——1917年，安徽督军张勋在北京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仅持续12天就宣布破产。“辫帅”张勋以及他的“辫子兵”，则成为小丑一般的可笑对象而存在，并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相似的情况还体现在西乡隆盛（1827-1877）身上。西乡隆盛是日本幕末最活跃的政治家之一，和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然而，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却因为对废除士族特权不满、“征韩论”不被接纳等原因，领导了明治十年（1877）2月至9月间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争”。此次与维新政府斗争的结果，便是武士阶级的彻底覆灭。西南战争完结后，由天皇主导政权的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
西乡隆盛后期领导没落的武士阶层发动叛乱，与维新政府对抗的所作所为，也可称得上是“维新之敌”。但是，这样一位人物，却也同样广受日本人景仰，称之为“庶民的英雄”，还演绎出种种传说。他在1889年日本宪法颁布的同时获得特赦，并追赠正三位之官阶。明治三十二年（1898年），人们又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建立了一座铜像，供世人瞻仰。1977年西南战争一百周年纪念时，鹿儿岛还建立了“西乡南洲显彰馆”。
同样是维护封建旧势力的利益，同样是反对当时相对先进的政治制度，同样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什么日本的松平容保、西乡隆盛和中国的张勋在本国所受到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这就要从中日截然不同的“义理观”来分析了。
“会津魂”的核心是“舍命忠君”。松平容保严守着初代藩祖保科正之立下的家训——“会津藩为守护将军家而存在，如有藩主背叛，则家臣不可跟随”。这就是会津的立藩之本，他用臣民的鲜血与生命以及全藩的灰飞烟灭为代价，践行了这铁一般的准则。
西乡隆盛贵为维新元老，却为了维护没落武士阶层的利益，发动了一场“以一郡对一国”的悲壮战争，并在中弹后“徐徐跪坐、俨然正襟、向东遥拜”，最终以请人介错（砍头）的方式来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也结束了这场战争。他的失败，宣告了日本武士阶层的彻底覆灭。也可以说，他是为了维护武士最后的荣光而坦然赴死的。
松平容保忠于的是自己的“君”，即幕府和将军；西乡隆盛忠于的是“武士阶层”。他们都是为了秉持自身的信念而竭尽全力。在他们眼中，为了自己所坚信的“义理”而奋战，即是正义。这也是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的体现之一，武士道是崇尚义理的战士之道。这种正义无关乎对错，无关乎国家，无关乎民族社会，只关乎自身所坚信的“义理”。我想，这就是松平容保和西乡隆盛在日本至今仍广受尊崇的原因。
而在中国，人们所崇尚的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是站在人类和社会历史高度上的正义。倘若某人所效忠或为之努力的对象是错误的，那么，该人物或势力的一切所作所为就都称不上正确，即使对其再忠诚，也至多算个“愚忠”。张勋所效忠的对象，是没落的封建统治者，他蚍蜉撼树般的行为所竭力抵挡的，乃是历史前进的滚滚洪流。在中国人的眼中，由于其根本的出发点是错误的，所以他的行为不仅得不到正面评价，反而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从松平容保、西乡隆盛到张勋，我们看到的是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义理观”。中国人的“义理”是站在宏观历史的高度来看的，只有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符合人类社会普世价值观的行为才称得上正义；而日本人的“义理”，则是从微观历史的角度来衡量的，只要是秉承了个人或小团体所认可的价值理念，即使其与法律或普遍公认的社会准则相悖，也可称之为正义。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所奉行的是关乎国家、民族乃至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大正义”，日本人所奉行的是涵盖个人信念、团体利益等的“小正义”。两种价值观无所谓高下，也无关乎对错，只因文化传统、历史沿留和国民的惯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