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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7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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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772期

【冰点特稿】:改革深 社会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访谈
本报记者 徐百柯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0-27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改革的路径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

    郑:对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社会改革非常重要。我想,中国,创造财富的机制它已经找到了,就是市场经济。现在无论是宪法、党章,都承认和保护这一点。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保障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使得它继续壮大。改革的早期提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中产阶级做大。中国可以不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全面小康社会来代替也是可以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样把所谓全面小康社会保护起来呢?就要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改革的成果,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把改革的成果、财富和成长起来的小康社会保护起来的话,它会流失的。

    总结一下,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政党算一个,军队算一个;法治比较弱,概念都有了,但执法不行;基本的经济制度有一点了,但是改进的空间很大;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执政党仍然要承担建设这些制度的责任。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代替。现在大家都说NGO(非政府组织),这当然很重要。在改革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很重要。但市民力量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主体,而只是起督促和监督政府、给政府产生压力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记:经济改革的成就获得全世界公认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或者反过来问,如何给出一个理由,击退那种拒绝改革的声音?

    郑: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谁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怎样改,这才是关键。好多人光谈重要性,谈抽象的政治改革,我觉得已经不够了,关键是怎样定义政治改革。谈论政治改革,世界上不仅是中国这一家,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越南共产党也进行政治改革,古巴也在谈论改革;前东欧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在谈政治改革,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谈政治改革,日本也在谈论政治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定义权,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做。

    中国谈论政治改革,迄今为止谈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得非常明确。

    领导制度的改革是要强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领导作用要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我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影响比较深,他提出政治就是要讲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权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领导权是要做事情的——建设国家啊,推进改革啊,这些都是领导权的内容。就是说,你要确立一个领导权,但领导权并不是为了维护你自己领导者的利益,而是要为整体社会做事情。如果讲中国政治改革的话,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确立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去领导改革。这和执政党自己的定位有关系,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就要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实际上,中国这十多年来应当说改革议程还是明确的,没人说不改革,但是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所期望的已经相差很大了。甚至说,大家每天都在谈论改革,但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动作,中国社会已经得了“改革疲乏症”,久而久之,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改了。以前邓小平改革是很有力度的,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就动员改革的力量,来达成这个目标。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尤其是南巡谈话之后更是这样。现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八九十年代做了很多的事情,无论从政策方面、体制方面,但是最近几年大家都意识到,变化就比较少了,尤其是体制上的变化比较少。

    记:但是改革的空间还是存在的,而且并不小。

    郑:当然。我们强调改革,往往都是很大的那种、很宏观的那种,其实好多细节非常非常重要,要一步步往前走,必须注意和重视改革的细节。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党政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的政党只是选举党。中国就党政关系的问题,80年代提出过党政分工、分开,也做过一些试点,并不是很成功。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很多年的努力,希望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一个行政党,政党亲自抓行政事务。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治事务谁负责呢?政治事务就荒凉了。执政党是要抓领导权的,但是现在执政党在抓行政权。这方面怎么来改革,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责任制。从人类政治史发展来看,无论是民主社会、非民主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确定一个政治责任制的问题。很多人意识到政治责任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党内民主。哪怕不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要党内票决民主一做的话,很多的变化因素就都出来了,政治责任也会明确起来。

    这是党的这一块。政府和人民之间也是有空间可以做的。人大、政协广义上说就是中国的代表机构,相关制度需要改进。怎么样建立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让人民通过他的代表来表达他的利益呢?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应该考虑的。

    另外,司法过于政治化,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现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出于此。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权力或者钱把司法政治化,老百姓也可以这么做。中国当前的局面是,不仅当官的、有钱人逃避司法程序,老百姓也想逃避,老百姓不服,我抗议、游行、自杀,他也不服司法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按马克思的说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体现,那么执政党可以主导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产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过专业的司法人员进行司法,保证这个程序。因为司法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以再政治化。这一块中国也有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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