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自己当炮弹的政协委员
在过去的22年里，薛正毅总在两种角色间游走。
上班时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工程师，在位于南京市白下区大公路的自动化研究所里，同事们称他为“老薛”；到了业余时间，他则带着纸笔，奔走于这个城市的各政府机关，记录下每一个“对不起百姓”的细节，这时候，人们习惯喊他“薛委员”。
工程制图需细致入微，建言公共事务需激情澎湃，两份大不相同的工作，却是薛正毅这辈子最着迷的两件事。
今年政协举办市民座谈会，工程师薛正毅提前跟研究所领导请好假，第一个到了会场。
他进门就抢占了话筒边的位子，一张口便连提15条意见，全然不顾两分钟的发言时限。“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薛正毅最后总结道，“所以我们当多说，官员该少说，两分钟就差不多。”
会场内的官员们早已习惯老市政协委员薛正毅这种快人快语的表达方式。前些年，薛正毅曾为一起拆迁安置纠纷而致信时任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魏永宁。信寄出8天未见回复，他马上到市政府机要秘书处“拍了桌子”：“我叔叔住在美国芝加哥，我寄出去的信7天就能收到，南京比芝加哥还远？”
不止一个人在背后称薛正毅是“炮手”——拿自己当炮弹，拿政府当靶子。
他曾蹲在儿童医院门口暗访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家属，然后抱着厚厚一摞医疗纠纷材料，在两会上质询卫生局局长；还曾蹲在政府机关门口，逐个记录下所有早退人员的性别、衣着与容貌，以至于后来再有早退者看见老薛，都忙不迭地赶紧掉头，直接骑回院里。
“南京市有句戏言，防火防盗防薛正毅。”一位现任的南京市政协委员告诉记者，“但防不胜防啊！”
2005年，南京市政协全会以“提高市民素质,迎接十运会召开”为主题举办政情通报会，连举8次手后，薛正毅起立发言：“我想针对一些市民不够尊重国旗的问题说两句。”
据薛正毅回忆，此时主席台上的领导们面露笑容，似乎对这个话题“颇为放心”。
“官员算不算市民？如果算的话，我要批评一下北京东路41号大院（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大院）的市民们。”薛正毅话锋一转，“大院里面的国旗长时间只升不降，严重违反《国旗法》的第12条规定。”
场内一时鸦雀无声，一位政协委员曾试图打打圆场：“薛委员，也许是工作人员下班晚，你没看到降旗吧。”
“不可能！夜里11点半的时候我还在大院门口盯着，分明就是没降！”薛正毅早有准备，领导们顿时尴尬不已。
忆及此处，62岁的薛正毅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向记者比画出一个锁门的手势，然后哈哈大笑：“我先把他们的后门锁住了，再从前门打进去！”
在薛正毅看来，要不是有“铁证如山”，他已经被“整倒100多次了”。20多年来，被他点名批评过的部门包括公交总公司、房产局、物价局、信访处、排水管理处、路灯管理处、质量技术监督局及22个不同的银行网点，但只有一个部门的代表曾吓唬过他“小心上法庭”，结果却发现薛正毅“捧着一沓证据盼着打官司”，便怏怏而去。
直到2007年卸任，这个老政协委员已先后提交过千余条提案，在不同场合的政见交流会上“炮轰”过上至市长下至机关单位看门小伙子的数百名公职人员。他的那些犀利言辞，也早已被人整理成一份“麻辣语录”，比如，“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常年亏损无人担忧，要放在民营老板手上，怕是早急得坐不住了”；“公车私用的人啊，早忘了四个轮子是靠谁养起来的”；“局长接待日，拿科长糊弄人，精啊”……
因其敢言，薛正毅任职政协委员期间，被南京市各大都市报争相邀为咨询顾问，曾有记者统计过，仅2007年一年，出现薛正毅建言内容的报纸就有140余期。
“这样的人不能没有，但要是太多也受不了啊。”一位政协官员曾这样评价薛正毅。
“太多？现在的问题是我这样的人太少！”薛正毅当即拍案而起，“我们需要更多的张正毅、王正毅、李正毅，只要别是周正毅就好，哈哈哈！”
恐怕难以想像，就是这样一个名闻南京的“管事佬”、“火药桶”，在1988年以前，竟是个出了名的“书呆子”、“木头人”。直到结婚之后，在妻子的鼓励下，“为了开口说话”，他才通过父亲的关系加入了民革，又于次年被推荐为区政协委员。
在政协内部，有些委员只是挂职，提案往往只“走走过场”，“并不较真”。薛正毅虽寡言，生性却极其严谨，这一性格使得他无法容忍政府部门面对提案时“绕来绕去”的答非所问。
据他回忆，往往为一件提案的答复，要从新楼跑到旧楼，从一层跑到三层，楼楼推托，层层回避，有时候逼得急了，薛正毅便面红耳赤地与负责人理论，“一开始也紧张”，辩到激动处“便忘了”。
“这就是物极必反啊，物极必反啊！”薛正毅的妻子半气半笑地说，“以前一说话就脸红脖子粗，现在离了麦克风还难过呢。”
去年老薛高中同学聚会，一人10分钟的发言时间，有人说了5分钟便告结束，唯独薛正毅，一张口便超时。令老薛尤其感慨的是，当年毕业时跳到主席台上激情澎湃呼吁“接受祖国挑选”的团支书，如今对时政全然不关心，只偶尔蹦出几句“房价太高”之类的抱怨。
散会后，老薛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十分富有”。但妻子笑话他：“你倒是‘富有’了，房子也没见大一点啊。”在这位主妇看来，“好歹一个政协委员，吃饭、旅游总该是要得的吧。”
可老薛从不愿“有辱斯文”，就连监督单位提供的午餐盒饭都不沾，常以一句“不饿，早饭吃得瓷”搪塞了事。据说有一家被监督部门曾将一车西瓜运到他家楼下，结果薛正毅叉着腰站在凉台上，怒气冲冲地喝道，“敢送上来，我就敢摔回去！”
还有一名房产局的工作人员曾贴耳窃问老薛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却被一句“我唯一的困难就是你们知错不改”，顶得满脸通红。
1998年，组织上要推选薛正毅为市人大代表，老薛幽默婉拒：“不行啊，政协委员是协商产生，人大代表是差额选举，我的姓16画呀，老百姓填选票都懒得往下找啊。”
“你真的不想成为人大代表？”记者问。
“想，当然想了。但干一个都累得受不了，怎么能再当一个呢？”薛正毅回答。
从1996年开始，薛正毅曾连续11个春节除夕夜出门检查各机关单位的执勤情况；为统计出租车夜晚拒载情况，薛正毅凌晨3点从家出发，在4个小时时间里自掏腰包打了20回车；他常常几个月不理一次发，牙掉了也从来不补，家人劝他珍重，他则笑称“糟老头形象才方便暗访呀”。
有时深更半夜回家，妻子便会揶揄他几句：“哎哟，单位的业绩这么好呀，刚下班吧？”
“老薛的优点是认真，缺点是太认真了！”有同事这样评价薛正毅。
“认真如果能解决问题，谁愿意太认真呢？”老薛反问道。
事实上，在薛正毅的记忆中，每一个能解决掉的民生问题，几乎都要通过非常手段。
为了让公交总公司能标明夜间车的每班次发车时间，在多次书面建议无效的情况下，老薛主动报名参与公交系统内部的党员擦车活动，从中央门擦到中山码头再到南京火车站，直擦到公司党委书记闻得“有此怪人“亲自慰问时，问题才算解决。
为了让市容局在电线杆上装上指示公共厕所的灯箱，薛正毅不惜暗查该单位的早退现象，并以曝光此现象为由对其局领导“展开要挟”，方才大功告成。
“其实我也够坏的。”薛正毅嘿嘿一笑，却略显疲惫。
由于长时间四处奔波，薛正毅的皮鞋已经穿破了几双。2007年南京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8名政协委员一起出钱，给老薛买了双皮尔·卡丹的新鞋，还在鞋盒里附了一张纸条，写有：“薛委员，希望你能穿新鞋，走老路。”
但显然，这条民主监督之路，颇有些步履维艰。
1998年，时任南京市政风行风评议小组副组长的薛正毅在监督房产局的过程中，一口气指出了包括“佩戴胸章不齐”、“着装不整”、“接待不佳”等十余处问题，甚至在食堂午餐之时还将矛头直指一个倾倒剩饭的局领导。
两个月后，房产局以“提的要求都对，但对我们来说太高”为由，将薛正毅告到了政协，他也因此被撤销了政风行风监督员的资格。这一撤就是11年，直到2009年初，老薛才重新恢复了官方语境下的持证监督员身份。
今年年初，在监督雨花台区工商分局行风建设的过程中，薛正毅再遭打击。检查证件时，一个工作人员握着老薛的政协委员证说：“以后别拿这个了，已经过期了！”
10月的一天，薛正毅戴上老花镜，从包里拿出四本已经过期的政协委员证件。摩挲许久后，老薛用塑料薄膜将它们包裹整齐，放进了书桌的第一个抽屉。随后，从抽屉中取出一本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小心翼翼地塞进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