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英雄”梁从诫

    2010年10月28日下午，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在京因病辞世，享年78岁。梁从诫，1932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作为自然之友的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堪称民间环保的先驱人物。梁从诫先生的多年挚友、著名环保人士、绿家园创办人汪永晨特为本刊独家撰文，追忆梁从诫先生。

    我曾亲耳听过梁先生的这句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可以说是屡战屡败但也都是屡败屡战。当时，梁先生说，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今天走在民间环保这支队伍中的人，我觉得都有梁先生一家人的这种文化情怀，都有过这种受打击的经历。从这两天大家的缅怀中，我把它说成是悲伤时的庆幸。

    1994年春天，我在美国旧金山采访时，一位朋友托我打听一个叫“梁孔捷”的人。我的朋友当时在美国一家传媒中心工作。她说在《世界日报》上看到“梁孔捷”等4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环保组织叫自然之友，他们希望和这个组织建立联系。

    回到北京后我四处打听，那时环保民间组织不像现在这么家喻户晓。直到1994年秋天在一次中华环保基会的采访活动中我才知道“梁孔捷”应该是梁从诫。因为《世界日报》上那条消息是从英文翻译过去的，“梁孔捷”是梁从诫的译音。

    从1994年至今，我和梁先生在“一个战壕”里已经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在见谁都叫老师的今天，我叫梁从诫“梁先生”，似乎这样称呼才符合我内心对他的认知和尊重。我对生态问题关注的程度，曾让梁先生一认识我就把我拉进了自然之友并成了理事。也是因为梁先生，没多久我又离开了自然之友，拉起了绿家园志愿者的旗帜。

    我曾拉梁先生和我一起去过我的环保启蒙地，江苏省睢宁县大余小学。这是从上世纪80代起就在学校开展爱小鸟活动的一所农村小学。那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用绘画、唱歌、跳舞等形式，用走到田间河边等课外活动，表达人类对小鸟的热爱。那次，年仅70岁的梁先生在小学参加农村孩子的爱鸟活动，那活泼劲和孩子们不分高低。至今我脑子里还有着返璞归真的梁先生，如同孩子般在农村小学的操场上和孩子们一起跑跑跳跳的情形。

    作为国家环保局的“环境使者”，我和梁先生曾一起去过三峡。我因为另一个采访晚到了几天，一见梁先生，他就气乎乎地和我谈起，刚刚路过的一个县，看到长江边上一条像酱油一样的黑汤沿着江水往下流，黑水足足有半里路宽。在那个县里，梁先生告诉我，他亮出了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为的是要问问县长，这条江是不是他们污染的？县长说是一个造纸厂的问题。“为什么不装处理污水的装置？”梁先生接着发问。县长说这个造纸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靠两口大锅起家的，当时叫“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现在要装一台废水处理装置，投资要超过那个厂的全部固定资产。再说三峡水库修好后，这个厂子在淹没线以下，就几年了，污水处理装置就是装好了，也又要被水淹了，就没去治理？“那为什么不停产，你看看把长江污染成这个样子。”梁先生不依不挠。厂长说2000名工人，如果算上三口之家就是6000人，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这6000人谁给我养活啊？

    事后梁先生承认，自己当时被问得哑口无言。这种事情光高唱“还我蓝天、还我青山、还我绿水”是唱不出来的。

    那次在三峡采访时，我们站在黄柏河边，这是当地人认为治理得不错的河，所以请我们这些环保使者来看。对那治理过的河水还有质疑的作家徐刚蹲在江边捞起一把水草，再站起来时，眉头皱起来，鼻子和嘴也都挤在了一起。梁先生也不客气地对陪着我们的环保局干部表达了他的态度：人的认识当然是要有一个过程的。20年前，在黄柏河还能见底的那个年代，要人们认识到水库将对邻近水域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也许不够现实。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在黄柏河已经开始由绿变黑的时候，在论证中还把“对水污染的影响”列为“影响较小，采取有效措施后可减小危害”的一类，甚至时至今日，还在说三峡水库污染“问题不大”，就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了。

    那次三峡归来，在国家环保总局开环者使者的年会上，梁先生送给我一本杂志，上面有他写的文章，表述自己对长江污染应如何面对的见解。

    那篇文章中梁先生这样写道：“江水轻拍船舷，船在微微晃动。舟上有人难眠。遥想当年，李白遇赦，从奉节东下，一路神采飞扬，留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朽名句。寥寥数字，向我们透露了一千多年前三峡森林茂密、野生动物出没的环境、生态消息。今人面对两岸濯濯童山，峡中滔滔黄水，李白诗中景色，已无法想象；森林与猴子什么年代起从这里消失，也不可考。若诗仙再世，与我辈同行，又会写下怎样的诗句留给后人？历史的冷眼将始终注视着三峡，注视着长江，注视着我们！”

    我和梁先生在一个“战壕”里打的“战役”还有一次，那次他老人家真急了。

    那是2001年的春天，我、梁先生还有北京地球村的廖晓义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一次有关北京昆玉河河底硬衬的对话会。当时我们都天真地认为那是中国民间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听证会。因为那是中国第一次由民间组织让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项目工程人员和媒体坐在了一起，讨论一个和都市生态及百姓生活有关的话题。

    但会前我们才知道听证会只能由政府部门召开，民间组织没有这个权力。那次会上，梁先生发了脾气。当时到会的北京市领导不承认正在拆北京一个名人家的四合院。但梁先生的老伴方晶老师在现场拍到了大大的“拆”字，他认为这难道还不算是铁证如山吗？可中国有多少铁证如山的事不被承认？善良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

    那次的会，最后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见报。这个结果是不是和梁先生的急有关，没有人去追究，但他的率直和天真，却让在场的上百名记者和我感受了一个一家三代都有信念，都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如何面对他不能认同的现实的。

    那次，我们民间组织呼吁的就是今天所说的：环保保护公共参与。城市一条河的命运，关系着生活在河边的每一个百姓，她的命运不能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如果说那次我们的行动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4年后，2005年4月，北京圆明园湖底硬衬召开的听证会，NGO代表被请到了国家听证会上并作了专题发言。4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瞬间，但在中国NGO发展史上，却是一步一个脚印。

    我和梁先生曾一起参加一个美国高层代表团到华访问的工作午餐。梁从诫向美国官员讲起他和克林顿的见面，讲起他当时将一张滇金丝猴母子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克林顿饶有兴致地问：“这种金丝猴的数量还有多少？”“不足1200只。而且据我们所知，这是灵长类中除了人类之外唯一的红唇动物。”“哦，那是我的表亲！”当时，在坐的人都笑了。今天想起梁先生当时的介绍，想起他说的“不足1200只”，好像刚明白梁先生当时的用心——我们都是濒危动物，金丝猴和保护金丝猴的人。

    我刚刚出版的新书《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人》中，第一位“野人”就是梁先生。在我写梁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这些年来，有关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理念，梁先生的演讲，直接、间接的听众不知有没有人统计过。坐在台下、课堂上听梁先生讲课最多一次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可最少的一次有多少，梁先生亲口告诉过我，5个。那是在某国家机关。我问梁先生，那你讲了吗？他告诉我，当然不能放弃，我还像是下面坐着成千上万的听众那样给那5个人讲了中国民间组织的环保历程。梁先生告诉他们：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不参与、不支持、不关注环境保护，仅靠政府和专家，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把环境治理好的。

    从2003年开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把关注江河的自然，作为推进公众参与的重要工作。记得我们在一起商量如何促成一次保护怒江听证会的时候，梁先生接到环保部一位领导的电话，希望我们的呼吁，能吸收更多的专家意见。于是，梁先生拿出他的小本子，找他在政协会上认识的人的联系方式，然后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从2003年的夏天，到2010年的冬天，整整7个年头过去了，怒江还在自然地流淌着。这是梁先生参加的许多外事活动中，他都会举的中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的例子。

    梁先生曾作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或许，当今的人类就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你有一等舱的乐趣，我有二等舱的活法。突然有一天撞上冰山，停也停不下来，拐也拐不了弯，大家只能同归于尽。

    梁先生没有看到《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一书的出版。在这本书写梁先生的章节中，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问过梁先生，但我想我的这个假设：为‘表亲’奔走，是这辈子要一直奔下去了，是不是就是出于从父辈那里得到的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梁先生您不会反对吧！

    梁先生走了，我还想把这句话放在我的这篇悼念文章的最后，因为我对梁先生的尊重与怀念，都基于：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是16年前我们一见如故时，就相互知道了的共同理念。

    我们一起做的事，我会继续做下去，梁先生请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