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钱和坏机制输进血管里

    天平秤上托着空空的血袋，电子显示器上的数字迟迟为零，多家医院守在血站门口，昆明血库告急，告急！

    濮存昕义务献血的公益广告在电视里滚动播出，邓亚萍献完血，弯着手臂一脸微笑的大幅公益广告，出现在北京地铁的每个出口——可北京的血库存量只有正常值的一半。

    武汉、太原、重庆、长春、青岛……“血荒”在十几个城市蔓延，全国遭遇10年来最严重的血荒。一座座城市，都在等待干瘪的血袋鼓涨，天平秤高高翘起。

    整个社会得了“贫血症”。我国的献血者只占人口的0.84%，远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4.54%和中等收入国家1.01%的比例。

    而如果有一份社会化验单，那就会显示这一次患的是“制度性贫血”。简单说，社会肌体，缺的不是爱心，而是公众对公共卫生体制的信任。

    血液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它应该像水、电、供暖系统一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被需要的人获得。这也直接决定了无偿献血是公益事业的不二属性。

    可“无偿采血，高价用血”的商业机制，赤裸裸地阻塞了社会健康的血管。汩汩热血从无偿献血者的血管流出，途经血站，到医院，再到病人的血管，中间多少利益差？一袋血几百上千元的费用合不合理，血站盈不盈利，采血成本到底是多少？

    尽管卫生部门一再强调，血站不存在用无偿献血盈利，可从来没有给公众一本明白账。加上媒体报道的“血浇兰花”事件，以及成都使用无证血袋、致使取自无偿自愿献血者的23739袋鲜血倒进水沟的恶性血浆污染事件，把人们一次次推向愤怒的峰巅。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献血41次，日本明仁天皇献血15次——日本甚至以法律形式规定官员必须带头无偿献血。再看看我们的数据：在无偿献血人群结构中，53%的血液是打工者捐献的，30%的血液是学生捐献的，而公务员和医务人员所占比例只有0.28%和0.29%。

    市民献了，公务员不献；学生献了，老师不献；家属献了，高喊“献血无害”的医生不献。昆明每年投入100万元宣传义务献血，可现在平均每天只有10人献血。

    我们不缺法律，可100部法律，就有101个问题。《献血法》颁布12年了，“无偿献血、免费用血”已明确写入法律，可全国只有深圳规定了一次献血，终生免费用血。献血证又属于“地方粮票”，异地不通用。加上免费用血“先垫付后退款”的报销程序繁琐，让许多人认为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

    更让人担心的是，公众屡屡“被献血”。义务献血“政治化”“行政指标化”，部分高校规定不献血取消入党资格，不献血不发给学位证书，取消保研资格、论文答辩不予通过，甚至对称“来例假”的女生脱衣检查，以决定是否献血。

    这些简单、粗暴的行政做法，只会让人们心里的荒草越长越茂盛。要知道，血荒荒的是人心，血荒也绝非一天荒起来的。

    几天前，卫生官员当着众多媒体的面捋起袖子献血，不难预测，全国很快将有一轮强大的、运动式的义务献血的宣传和动员，可这只能缓解一时，正如媒体报道昆明血荒的第二天，就多了30个无偿献血者。

    香港1952年开始推行无偿献血的第一天，只有两位华人献血。如今，97%的适龄市民都自觉参与了无偿献血，满足了香港的免费用血。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都从过去的有偿献血，逐步向无偿献血过渡，最终实现了公民无偿献血和免费用血。

    别人用了几十年走的路，我们要赶紧走完，正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感慨：“我们要被迫地感谢一下血荒。”

    我们必须相信一点：公众的心没有变冷。但光有热心是不够的，要解决血荒，首先得保证不要把钱和坏机制输进血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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