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格起诉”又一次亵渎法律
像这样因缺少相关证据而对被告人“降格”起诉，显然有违法律精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即便是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被告人实行了犯罪，只要是没有充分的证据，就应作出无罪认定，这即是刑法的“疑罪从无”原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在处理疑案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司法原则。
刑事司法实践表明，“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的贯彻仍有缺憾。在难以收集到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所犯罪行的情形下，司法机关常“退而求其次”选择“疑罪从轻”，即以“轻判”为代价，达到不使犯罪分子逃脱法网的结果。这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让司法人员心理平衡并得以自我安慰的平台，而被告人也常籍此平台、以放弃基本诉讼权利来换取轻判的结果。如此一来，冤案的产生就成为可能。近年来曝出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冤案，无不是“疑罪从轻”惹下的祸。“疑罪从轻”也注定是“不公正的判决”：在公众看来，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却被从轻发落，人们只会感叹法律对无辜者的不公，对施暴者的宽容，进而怀疑司法的公正性；而对于被追究的无辜者而言，带给他们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
作为一个具体的个案，河南驻马店这起杀人案“证据不足”的具体详情尚不得而知。案中的证据链条是否基本能够闭合、通过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和“情理推断”是否能弥合证据链条，证据是否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些问题绝不能通过司法机关之间的所谓“协调”来解决。导致这起案件陷入疑难的原因，是司法人员“丢失卷宗”等一系列渎职行为，相关人员的责任必须严肃追究，而“降格起诉”极有可能造成对法律的又一次亵渎，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必然令人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