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保卫百姓钱袋子
金融危机之后，普通老百姓正在学习那些他们从前很陌生的词语，譬如“热钱”。11月5日，美联储通过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6000亿美元的钞票注入到市场中。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随即表示，这对美国国内经济而言可能是“最优选择”，却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副作用。他说，要防止“热钱”流入中国。
这让人们想到了更多的事实。中国股市“十·一”长假后突如其来的暴涨，把很多股民搞懵了。10个交易日内上证指数一度大涨超过17%，以资源、金属类股票为代表的众多个股连续涨停。似乎一夜间，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多来“熊市”的阴霾就一扫而净。不少老股民感慨，“这波儿行情没赶上太亏了！”
出乎意料的事情还在发生。中国楼市“新政”推行半年多，在一片打压声中，上海等地的高价楼盘仍然量价齐涨，地方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台新一轮调控政策。与此同时，统计部门公布的9月物价指数（CPI）为3.6%，超过通常3%的警戒水平。这之前，央行加息的消息在全球资本市场惊起一阵波澜——世界经济还在低谷徘徊，中国竟然释放了给经济降温的信号？！
事实上，多数金融分析人士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都有或多或少的预测。一段时间以来，谁在操纵汇率的争论在全球蔓延，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法案。中国货币政策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不过，直到美联储的印钞机疯狂转动起来之后，人们似乎才明白，之前的那场“口水战”原来只是一次佯攻。
金融全球化的世界，没人能躲开金钱的诱惑，也没人能逃过金钱的洗劫。“不差钱”本来让人欣喜，转瞬间又成了烦恼。
当靴子落地之后，很多人对于美元这种纸币的滥发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仍有些不知所措。
人们朦胧地感到，“货币战争”的硝烟背后是财富的大规模转移与重新分配。而他们更想知道，在这场全球性的金钱角逐中，如何看住自己的钱袋子？
美联储向全球货币市场“注水”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刚一推出，经济学家谢国忠的檄文就在网上流传。他说这是“通往地狱之路”。“如果你印1万亿，我也印1万亿。当然，其他人也会这么干。大家都印1万亿后，汇率没变化？好吧，那么我们再来一轮吧。”
在谢国忠看来，美国正是所谓“货币战争”的真正发起者，他们肆无忌惮地印钱，而全球经济则离“世界末日不远矣”。他理解那些“把黄金成吨地运回家的人”，美元滥发激发了金价狂涨，人们涌向贵金属一方面是赚钱投资，而更多的是担心货币贬值。
这已经不是美联储第一次向全球货币市场“注水”。去年3月，美国首轮“量化宽松”推出，总规模约1.7万亿美元。美元指数由此开始从89下跌到74。但宽裕的流动性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了一场及时雨。一年之内，道琼斯指数攀升到11000点之上，涨幅比最低点时超过70%。国际石油价格则从每桶40美元左右，上涨到接近90美元，涨幅超过100%。以小麦、棉花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也在连续涨价。
与资本市场的“狂欢”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是愁云惨雾。美国基础利率一直维持在0.25的低位，财政赤字攀升，占GDP比值接近10%，经济增长在短时间的反弹之后再度下调。最能反映经济活力的指标失业率超过9%，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隐性失业和放弃找工作的人，这个数字接近20%。这说明“打激素式”的货币刺激政策几乎失效了。
早在今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就从美联储的例行会议上嗅到了沮丧的气息。他的判断是，“世界最强大中央银行之货币政策看来已经弹尽粮绝，伯南克黔驴技穷矣”，美联储将重启“量化宽松”。
然而，这种“开着直升机撒钱”的办法，并没有把救命的钱送进普罗大众手中，而是轻而易举流入富裕阶层和大金融机构、投机机构手里。而这对经济的真正恢复压根儿起不到作用。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人群，是收入微薄的老百姓，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们面临失业、减薪、收入下降、还不起债的窘境，这使得真实经济的需求急剧下降。
钱都跑到哪儿了？向松祚分析，一部分流向全球金融货币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的自我循环）；一部分跑到石油、贵金属、粮食等大宗商品市场炒作；一部分以“热钱”形式跑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产市场（楼市和股市）。
由此，全球经济出现了“相当怪异的现象”：真实经济总体萎靡不振，绝大多数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却基本回到危机之前水平；以传统CPI衡量的全球通胀水平暂时处于低水平，好些发展中国家资产市场却剧烈飙升（譬如中国楼市），局部地区通胀预期急剧恶化（譬如印度）。
“美国希望为自己的经济难题找到速效药，它的药方是美元贬值。如果它迫使人民币升值，那么接下来，也会迫使日元、欧元还有别的国家货币升值。”谢国忠称，美国这个占全球经济四分之一的经济体，总想把自己的问题扔给别人。但最后，这还是“一招死棋”。
其他国家不会纵容自己的经济被货币洪水淹没。他追问，如果贬值没带来出口增长，“量化宽松”仅会导致通胀，而美国人正在房屋价格下跌和高失业率中煎熬，如果石油价格再翻番，整个国家有可能失去稳定，这时候怎么办？
债权人要拍桌子
如同一个信号弹，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启动之前，一些主流金融报刊却率先把矛头指向了人民币。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度成为世界经济的“大救星”。可转眼之间，就成了美元货币洪水来袭之前的替罪羊。
10月上旬，在美国华盛顿参加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时，向松祚切身感受到了对人民币扑面而来的敌意。某些英美金融高层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成了拯救世界经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表示，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债权人，但由于美元贬值，2006年~2009年中国这个债权人账面损失约5000亿美元。逼迫人民币升值，其实就是掩盖美元滥发进而贬值的事实，这直接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美元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会遭到债权人的抛弃。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位置似乎颠倒了，倒像是中国欠了美国很多钱，而美国这个债务人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他说，“是到了债权人拍桌子的时候了”。
宋鸿兵经常把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同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在他看来，美国经济是被债务绑架了。1929年与2009年最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美国经济的负债与GDP的比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929年，美国总负债占GDP的300%，整个国民经济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崩盘；而2009年，美国的总债务已近GDP的400%。
美国的债务不仅仅局限在国债，而是整个美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对银行系统的总负债。2008年美国总负债规模已高达57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104万亿美元的医疗、社会安全等隐性政府负债。2006年，这个数字仅为48万亿美元。也就是短短两年间，美国GDP从13.1万亿增加到14.2万亿美元，债务却增加了9万亿，债务增长速度是GDP的8倍。
借新债还旧债，但债却越借越多。宋鸿兵说，美国政府的“量化宽松”，就是通过借更多的债，来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这就像推石头上山，他们提供的货币越多，上的坡越长，也越陡”。
事实上，贬值和通货膨胀，对于美元这个“欠了一身债”的货币来说，似乎很是受用。在货币战争硝烟弥漫之时，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张茉楠在《瞭望》刊文称，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潜在意图就要使财政赤字货币化，再次抵消债务成本，美国反而可能是这场“货币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该文认为，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可谓“一箭多雕”：既想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实现内需疲弱下的经济复苏，又想让人民币升值稀释债务，寄希望于通过美元货币贬值实施一次中美之间财富的“大挪移”。对此，中国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
11月5日，在央行行长周小川发出了“热钱”警报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就在一次媒体吹风会上对美联储的行为表示“担忧”，他说，“一个国家的财长说过，滥发钞票就等于变相操纵汇率。”
他进而表示，美国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溢出效应”，如果美国一直执行这种政策的话，恐怕不仅仅是“溢出”的问题，最后还会成为“洪水”。
票子毛了，钱包瘪了
泛滥的“美元洪水”没有挽救美国经济，反而在冲击着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堤防。
针对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一时间发出警告，过量的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将推高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币汇率，进而影响这些国家出口，同时催生资产泡沫。他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当前汇率争端的乱局，并造成很多国家被动进行干预。”
张茉楠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这场“货币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如今，流入20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游资，无论速度和规模均超过金融危机爆发前。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国际金融资本流入这20国的年均规模达5750亿美元。其中，2010年上半年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78.6%都流向亚洲国家，对这些国家货币构成升值压力、埋下通胀隐患。数据显示，20个新兴经济体中有近2/3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极大。
这其实回答了北京菜市场上那位钱阿姨提出的疑问。“热钱”从太平洋彼岸袭来，它一边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炒高了粮食价格，并传导进国内市场；一边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的楼市、股市，炒高房价、股价。那些只有工资收入而缺乏投资渠道的老百姓，就会发现“票子毛了，钱包瘪了”。
“热钱进入新兴经济体总是一个泡沫。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例外，每次都是这样。”谢国忠称，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呈爆炸性增长，从12万亿元上升到70万亿元。中国工业的高增长确实消化了部分增量，但更大的部分进入了高估的地产市场。“一旦资产价格正常化，钱就会一泻而出，贬值就不可能避免。”
并非只有中国面临这种“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困境。印度央行今年已经第六次加息，其通胀指数连续6个月维持在两位数水平。
财经评论家张庭宾称，中美之间形成了“中国人劳苦、美国人享福”的循环关系：中国人苦干，用极其廉价的劳动和资源制造商品，输送给美国，美国则印纸币来换；中国人获得了美元，积累成外汇储备，又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美国人再用这些钱享受廉价的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到中国投资（FDI）；外商投资和贸易顺差导致国内发行更多人民币，物价就越来越贵；美资企业在华获取丰厚利润，并向美国出口更多商品……而最后，美联储还要在滥发钞票之前给人民币扣上“操纵汇率”的帽子。
人民币要为人民服务
欧洲太平洋资本投资公司总裁彼得·席夫说，即便美元涨跌还有反复，但从长期看，“把本国的货币和美元绑在一起，就像是把自己的船绑在泰坦尼克号上。”
11月中旬，G20峰会将在韩国召开。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称，在这个全球金融秩序极度混乱的时刻，中国必须警惕“广场协议”的中国版——峰会议题再次“被设置”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某些国家可能针对中国经济政策采取“联手行动”。
她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倡导，“哪一种货币币值稳定，就支持其为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应该成为中美贸易、中欧贸易、中日贸易和大宗商品贸易的结算货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表示，改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势单力薄，只能好自为之，应该“去努力构筑防范外部冲击的‘防火墙’”。
这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专家强调，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中国货币当局要“保持清醒”，一定要学会“以我为主”式的思考。
宋鸿兵则在大力呼吁“人民币国际化”。货币的核心是信用，人民币持有人可以用它购买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而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型大国”，这就是信用的基础。
“当你接受货币交换你的劳动时，你必须完全相信你可以用它来交换其他人的劳动。你的钱包表达了你的希望，世界上从某个地方有人不会违约，因为道德原则是货币的根基。”宋鸿兵说，这句话引自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安·兰德，但不知道格林斯潘和他的后继者们是否快遗忘了。
人民币的坚实基础，更来自中国经济扎实、健康的发展。经济学家李才元称，某种意义上说，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内战”：经济结构中，实业是造血的骨骼，资源和金融是吸血的皮肉，二者必须要个合理的比重；世界经济如今就像得了“肥胖病、高血压”的人，早已气喘吁吁。
他认为，走出大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止血加造血”———抑制资源泡沫、限制金融炒作、管住货币滥发、扶持实业和科技创新。中国政府给癫狂的楼市降温，就是为了让经济肌体达到平衡。
李才元说，金融全球化把所有的人连在一起，大危机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金融运动”，其实“人人都是危机的制造者”，中国人应该懂得，“自己应该掌握自己的金融命运，不能总是埋怨别人。”
最近，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表示，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据《中国经济周刊》引述数据称，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之间的比例正在加大，到2009年年底，中国GDP总额为 33.54万亿元，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而同期M2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截至今年9月末，M2余额已达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比GDP多出了42.774万亿元。
有分析认为，尽管随着经济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例肯定呈上升趋势。然而，假若基础货币供应速度远超真实经济增长速度，结果必定是通货膨胀。
谢国忠认为，今年以来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价格轮番上涨与央行货币超发有联系，“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蹿，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通胀风险”。
如何管好、用好人民币，本身也在考验中国货币当局的智慧。
张庭宾说，中国即使要出口商品，也应换回来资源，而不是换回贬值的纸币。他建议，中国应同亚、非、拉等资源国家建立直接的平等良性的互惠循环——中国购买这些国家的资源，并承接它们的基建工程，这些国家获得人民币，再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如此各取所需，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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