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生活

范曾

    从一个画家的作品，大体可以看出他是从心所欲还是胡来，也可以看出他创作时是心如秋月还是躁动不安。八大山人的用笔其实是并不狂肆的，他运用中锋，沉稳而准确地推移毫颖，画面每一笔都没有逃出他理智所控制的范围。那是一种至极的理性与至极的感悟的高度统一，在佛家称“无缘大悲”。这时，八大山人是“从心所欲”的，同时也是“不逾矩”的。在“从心所欲”的状态下所恪守的法度，那必然是遵循着自然规律的，因此他的画明净端庄、了无渣滓，绝不是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轩堂遗矢、醉酒作画，那是不会“与天地精神相往还”（庄子语）的。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人，在《庄子》书中称为至人，儒家称为圣人，佛家称为尊者，那都是有着极高修养的人，非一般凡夫俗子所可梦见者。徐渭固为不世之天才，然则其作画、写字恐怕心境不似八大山人宁静空寂，所以偶尔来一两下败笔。这在八大山人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所赖徐渭才气干霄，瑕不掩瑜倒成了徐渭蓬头垢面不掩国色的特征。现代李苦禅的用笔，我以为是在八大山人和徐渭之间的，这与苦禅先生的性格大有关系。他一面喃喃而语，对画坛的丑陋和愚蠢奉上鞭挞、调以谐谑，大笔洋洋洒洒地在纸上跌宕运行；到紧要关头，先生不免语住，紧闭着嘴，这必是神来之笔诞生的瞬间；然后，先生又恢复怡然自得之态，在率意中把握着分寸。苦禅先生的画面是不会有败笔的，现在坊间的赝品，一眼便可识别，但凡首先跳入眼帘的，正如《庄子》书中从炉中跳出的恶金，必不能成为莫邪之剑，画上的败笔非徒不能状物传神，而只能起着破坏的作用。

    以上所举三人，都是从心所欲的大师，同时我也论及了他们差异所在，其作品是十分值得我们细细辨析的。对历史上的每一位大师“审问之、明辨之”，是美术史家的本分，同时可以鞭笞画坛的劣迹以昭示后之来者。现在大写意的画家多了起来，大概和“立竿见影”的心态有关，他们作画时神涣气散，横涂纵抹，自以为做到了“我不思则我在”，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为仇寇。殊不知“胡来”的结果是满纸败笔、惨不忍睹，心中倾慕狂士的潇洒恣肆，而笔下却出不了他们的豪纵任侠，用力过猛，立刻恶浊；泼洒无度，必成墨猪。有自知之明的，团起扔进纸篓；无自知之明者则裱以精工，悬诸华堂，获笑天下士。

    我们不要太相信古人文章所描述的狂士，以为只有在神经失控状态才会有神来之笔，那就上了古人的当了。石涛曾很激赏新安吴子作画的状态，“每兴到时，举酒数过，脱巾散发，狂叫数声，发十斗墨，纸必待尽”。我想，石涛所欣赏的不是最后吴子之画，而只觉得他做人来疯好玩儿，画者决不可以为典范。怀素“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显然他心知肚明，那是在捉弄观众。其实，怀素三分醉意是有的，他却偏做酩酊大醉状而已。

    傅抱石先生“往往醉后”一印，曾引发过无数的遗闻轶事，描述傅抱石如何大醉之后画出了神品，我想这大大误解了傅翁的“往往醉后”的文学意味。这“醉”字，正是傅翁忘怀得失、纯任情性，逍遥于太虚，与天地精神侔合的最佳状态。据罗时慧先生告诉我，傅翁手不离酒则有之，浅酌而不豪饮，正是名士风流的真实状态。

    无道之士是狂不起来的，那仅仅是胡来。庄子自知狷狂，但却放言恣肆，皆入环中，所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刘熙载称：“凡物险者易颠，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狂而无方，便是胡来，初执笔者其慎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