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打假，怎一个愁字了得
谭汝为的精彩论述赢得了一片掌声。像谭汝为教授这样来声讨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等学风问题并提出建议的，一共有30多位学者。但出席者普遍对前景不太乐观。
学术泡沫在某些领域极其严重
王建民教授是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在他之前的发言者，都认为我国学术有泡沫，问题比较严重。
他认为：“不是有泡沫，而是绝大部分都是泡沫，80-90%都是泡沫！”
他这番话让与会者纷纷侧目。王建民没有停顿：“我估计，我这个领域硕士研究生，说点极端的话，100%都有问题，博士研究生论文，绝大多数也程度不同地存在问题。”
王建民没有进行过多阐释，就把话锋直指官员读硕读博水分太大：“各级领导干部，这么多年，我没有看到过一篇真正达到硕士或博士论文水准的论文，甚至没有看到一篇真正是他们自己做的。”
王建民的发言引来了许多附和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程正民随后也谈到了学术和权力结盟的问题。他认为，“学术随着权力无限地膨胀，缺乏监督，导致祸害学术，祸害人才”。
程正民说，有些学者，不能说原来学问做得不好，但也不见得权威。当了官以后却马上成了权威。随之而来的是“鸡犬升天”似的膨胀，程正民说，学者当了官以后，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奖有奖，要项目有项目，很快所在学科就成了重点学科，成了基地，“但其中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圈中的人其实很清楚”。
“这种做法，一是祸害了学术，二是祸害了人才”，程正民说，为了树权威，不顾质量，出现大量垃圾，祸害了学术，而这种环境导致浮躁、圆滑的人吃得开，老实人反而吃亏，使真正想认真搞学问的人少了，所以祸害了人才。
学术打假之路充满心酸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用一个小小的事例佐证当前学术批评之难。
他说，自己担任博导后，参加过不下一百次博士论文答辩，其间，他只投过一次反对票，那是针对一位知名学府的博士生，“那次实在是太不满意了，无论是论文还是答辩都不满意”。
“我认为是无记名投票，应该没问题。但很快就传出来了，说董先生投了一个反对票”。董琨说，像这样的事情，对于学者来说应该很正常的，为什么不赞成变成很反常很另类的举动呢？“我感到无奈，发现要用学者的良知来坚持一下很困难。后来，我从来不投反对票了”。
感受更深的，是那些因打假惹过官司的学者。这次的论坛上，就有好几位学者有这样的遭遇。
谭汝为教授的一起学术官司，完全就是“一个人在战斗”。
据报道，2003年，天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一位副教授在申报教授职称时，用一本书作为科研成果公示，但其中有10篇文章涉嫌抄袭。2004年7月，天津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会为此专门开会决定：撰写公开信揭露这位教师的剽窃行径，向市有关领导及外语学院及其他院校领导进言。天津市语言学会随后就被这位涉嫌抄袭的教师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
谭汝为说，这个官司，他们在基层法院一审输了，上诉到了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才扭转过来。扭转过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查证过程中，发现此人还涉嫌抄袭了河南大学一个历史学者的论文，改了个名字就拿去发表了。“官司打了三年，完全是用我们自己的钱在打，打假是取得了胜利，但组织上不理不睬，那人只被天津外国语学院停课了一年。”
谭汝为教授这样总结道：“一个国家的兴旺，学术繁荣是基础，而任由无价值和灰色的学术及抄袭剽窃的学术泛滥，危及的将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司法程序有否助益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走入司法程序，这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数见不鲜。
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司法诉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术是非判断。黄安年说，司法审判和学术鉴定两者本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司法审判无法承担也解决不了学术是非问题。“司法审判只能就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本身做出不受外界干预的公正裁定，这种裁定无法涉及学术或科学是非问题”。
黄安年说，学术是非争议只能通过实事求是的、健康的学术争鸣、不带偏见的评论或科学实践来解决,其中某些学术和科学问题不见得一时可以判定，还得有反复实践和时间来确认或求同存异，需要在学术是非争鸣进程中，排除各种影响学术公正判断的非学术因素。
他说，学术是非也不能迷信学术权威、单位的行政干预，甚至党政领导人的裁决。“我们需要做的是让学术回归学术,不媚上、不媚俗、不唯书、不唯权”，因此，指望由司法审判来认定学术是非是一厢情愿的事，“‘铁锤’和‘法锤’都解决不了学术上的真正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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