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育“背叛者”的回归
一辆银灰色轿车驶过南京市郊浦口区一条铺满黄褐色泥浆的路，停在一所小学校门前。
每隔几天，崔武总要抱着厚厚一摞“教案”，离开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驱车穿过南京长江隧道，到这所乡村小学义务教书。
这位“志愿者”今年41岁，有些发福。衬衫、西裤、皮鞋、领带，发型规矩齐整。16年前，他是一名乡村中学的语文教师，现在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他所传授的内容也不再是语文，而是令很多小学教师感到陌生的公民教育。
像往常一样，刚一见面，崔武就给老师们出了个难题。
“一个大梨摆在兄弟俩面前，怎么分才对？”
“哥哥应该向孔融学习，让给弟弟吃。”他自问自答，老师们频频点头。
“那如果哥哥和弟弟都特别想吃呢？”崔武蹙着眉，继续发问。
“还是应该让给弟弟吃，这就是更好的让梨故事了，对小孩的教育意义更大。”一位教师似乎颇有把握，急着插话。
“不对！”崔武早有准备，“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利益纷争，有多少人真的肯扼杀自己的需要而去讲礼让呢？”
他又问在场的老师，如果采用哥哥切梨，弟弟挑梨的分梨方法，会不会更容易被兄弟俩同时接受呢？很多老师想了想说：“风度不够，但是蛮公平。”
“传统的道德教育过分强调义务，以为多讲讲无私的故事就能真的让人变得无私起来。”崔武向天一指，“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圣人，这就像空中阁楼。”
在这位律师眼中，公民教育的实质是重视个体权利意识的培养，而这与一味强调履行义务的传统“圣人教育”模式截然不同。
“从学习尊重自己的分梨权开始，慢慢学会尊重自己的财产权、隐私权，这就是一个小公民的养成之道。”坐在办公室里，崔武表情严肃地说。
在身后的书架上，与公民教育有关的书籍共有11本，崔武尤为欣赏其中一本名为《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的学术专著。他买了十几本放在抽屉里，碰到对教育感兴趣的客人就送上一本，“能拉回一个算一个”。
崔武的“对手”是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16年前，在江苏省东台市做初中老师时，他感到，教育的意义似乎就是“那些分数”。所有学生被分成两类——好学生和差学生。老师是绝对权威，一旦看哪个学生“拖班级后腿”，就罚站，罚蹲马步甚至罚跪。
“所以我就变成教育界的叛徒了！”他推推眼镜，自嘲道。
崔武自学了整整5年的法律知识，并通过司法考试，转行成为一名律师。但投身法律后，他同样面临困惑：一些委托他代理案件的群众，还没开庭便因为私人利益而分崩离析；一些涉及政府利益的案件，法院根本不接受诉讼申请；一些经媒体曝光的案件，上网不到3小时便被一删而净。
经过深入思考，他开始将问题的源头指向公民教育。
“法治社会的前提是公民社会，如果人人都珍惜自己的权利，并且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能力，公权力还会如此不受制约吗？”崔武抬高了语调，“归根结底，就是教育的问题，就是教育臣民还是教育公民的问题！”
2009年3月，“叛逃”教育多年的崔武试图“回归”。他搜集了南京市50所重点中小学的联系方式，然后购买了信封和邮票，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将题为“合作建立公民教育基地”的信件寄往每一所学校。
最后，只有以继承陶行知先生办学理念而闻名的行知小学校长杨德清一人给予回复，但这颇为惨淡的结果仍然令崔武兴奋不已。
“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只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崔武一字一句地诵读出这番话。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崔武得意地挤挤眼睛，“这是陶行知早在1919年就提出的公民教育理念！”
事实上，中国的公民教育课程，的确曾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教育实践中长期开设，直到1948年后开始从课程体系中逐步退出，被政治教育取代。
早在1988年，时为师范院校学生的崔武就曾慕名来到南京的陶行知纪念馆，他至今还清晰记得博物馆里留存的陶行知名言：“不做人上人，不做人下人，不做人外人，要做人中人，要做一品大百姓”。
“可惜最终的结果却是，我们培养圣人，培养状元，培养英雄，唯独没有培养大百姓，所以传统教育下的学生要么有依赖人格，要么有专制人格，要么有暴力人格，唯独缺少公民人格。”崔武说。
行知小学杨德清校长视崔武所致力的公民教育推广为“一种教育价值观的回归”，而崔武也常引用陶行知的说法，“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
2009年4月，养成的第一课依然与分果有关。课程主题是让学生自行设计对一个苹果的分配方法，而老师只能做游戏的“监督者”而非“参与者”。
经过激烈的讨论，学生们决定用写明推荐理由的投票方式决定这个名为“正义之果”的归属。
崔武发现，在全班27张选票中，有13张投给了学习最好的李苗同学，而其他被推荐人的当选理由也大同小异。
崔武拿起了一张写满了推荐理由的小纸条：“张彤小同学是唯一一个把票投给自己的人，她的理由是：我每天都认真打扫教室卫生，我爱劳动。我每天早上到教室就擦窗户，然后再收拾书包。”
“同学们，我们分的苹果叫做正义之果，而不是学习成绩之果，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争取，大家怎么没像张彤同学那样自我推荐呢？”
崔武注意到，在场的同学或遗憾或恍然大悟，而在课后老师们的培训心得中，他读道：“学会投票并不难，难的是培育孩子们的权利意识”，“我们过去的人才培养价值观太单一”。
“这就是功民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价值观分歧。”在课后的教师讨论会上，崔武再次借用陶行知的名言，“要知道，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呦。”
说罢，崔武形象地晃了晃手中的苹果，老师们一阵捧腹。
“崔律师教学方法多变，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杨德清校长说，崔武还专门创作了一篇新三字经，共分为价值、宪政、维权、结社、行知、民主、为政、责任八篇，如今已在学生中口口相传。
“多谋略”三字也频频出现在同事对崔武的评价中。据助手林红燕回忆，崔武曾在法庭上以文言辩护词替拆迁户辩护，引得法官直呼“佩服”。在崔武的书柜上，摆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书籍是十余部兵书，据称，他可将《孙子兵法》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
不过，在一些同事眼中，崔武虽有才华，却往往“用得不是地方”。2005年，他创办名为“民告官”的网站，专接百姓状告政府的棘手官司，其间，他曾帮助中国矿业大学一位教授状告徐州市六大行政机关，还在报纸上撰文疾呼，“如果市长行政只满足于批示，那这样的市长，小学生都能胜任了！”
“显而易见，这种官司吃力不讨好。”同事评价道。
林红燕告诉记者，在致力于公民教育推广的事情上，崔武的“才华错位”尤其严重。
在致信各校校长之前，崔武曾推掉手头的两个重要案子，闷在办公室里半个月，草拟了一份《公民教育管理章程》，三万多字的草案，共计八章四十四条。
“搞公民教育的人，自己首先得是公民吧。”崔武乐呵呵地告诉记者，“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嘛！”
渐渐地，崔武发现，学校的某些地方的确在悄悄起着变化：原来在教师大会上，只有领导席上放茶杯，现在则遵循一人一杯茶的原则；凡学校公共事务，校长只占有七分之一的投票权（校长委员会共有7人）；学校会定期开展“跳绳满分与学习满分一样棒”的“更新教师观念”活动；每一位教师的办公室门口设有卫生监督牌，由学生轮流评议打分，并作出公示。
尽管在制度改良方面成果不小，但崔武觉得“问题也不少”。
比如，虽然设立了教师办公室卫生评分公示制度，但校领导的办公室常年满分；很多班级尽管成立了公共事务促进社，但学生们仍习惯由老师引导讨论议题；学生们虽已张口就是“小公民”，却仍然分不清“公民”与“人民”的差别。
“这就是现实。”崔武沉默半晌，说道。
对于崔武来说，更大的现实是公民教育在初、高中教育中所面临的困境。
他告诉记者，尽管公民教育早已提上政策层面，但从推广的效果看，公民教育的普及仍多集中在小学阶段，很难进入初、高中领域，“这是因为公民教育与应试教育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在今年年初的大学同学聚会上，崔武和仍然坚守在教师岗位上的昔日同窗聊起自己的近况。
“我也回归教育啦，在做公民教育的普及。”崔武说。
“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什么教育？”同学问道。
“这就是现实啊！”崔武重复着同样的话，只是语气加重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