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公平第一还是效率优先
毫无疑问，从恢复至今已33年的高考招生制度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境地。而对中国无数家庭来说，高考招生制度的每一处变化，都会牵动他们的神经——尤其是当某种改变可能威胁到教育公平的时候。
“如果中国人已到了能够公开忍受一定程度的不公平来追求效率的时候，便可以减少对考试分数的依赖。否则，公平还是高考改革的首要考虑因素。”11月7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论坛”上，教育学者刘海峰如是说。他要阐述的是高考改革中的一对复杂的矛盾，即公平与效率孰轻孰重的问题。他用“鱼和熊掌”来比喻这两者的关系，如果两者能兼得则是皆大欢喜的好事。
身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深知现行高考制度的局限和应试教育的弊端，希望对它进行逐步改革，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将自己归入高考改革“公平派”的他在论坛上的发言看似矛盾，却态度分明：“每当我看到一些中学生被片面应试课业负担压得没有欢乐的时候，就觉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每当我看到许多关于权贵子女为加分之类弄虚作假的报道的时候，就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可。”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则可被划入高考改革“效率派”。他曾撰文指出，我们进行高考改革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公平，而是为了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是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是为了追求教育的效率。
近年来，要求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推行高考多元录取的呼声高涨，并已成为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新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但刘海峰提醒说，实行“多元录取”，降低分数在录取中的比重，也许有利于改变“分数至上”的状况，但要注意保证录取的公平和公正，避免金钱和权力对招生录取的干扰，防止“多元录取”变成“多（银）元录取”、“多权录取”，防止孩子的才学考试竞争蜕变为家长的关系能量竞争。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譬如，对于这几年兴起的高校自主招生，几乎每年都有考生抱怨它正沦为权钱交易的新渠道。
而在与祖国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多元录取”在十分讲究人情、关系、面子的文化氛围中，极易对教育公平带来伤害。1954年以来，台湾一直实行高校联考制度（类似于大陆的高考）。为了打破“一试定终身”、纾解学生升学压力，台湾教育部门于2002年正式施行“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包括自荐、高中推荐和考试分发入学等方式。
“我们发现，通过这种多元开放的渠道，中高阶层的子弟进入大学的比例反而不断提升。”台湾高等教育学会理事长陈伯璋说，自荐和高中推荐等自主招生的方式，对权势家庭子女实际上起到了“漂白”的作用，表面上看起来公正，暗地里却更不公平。曾有台湾媒体刊文批评所谓对“多元能力”的要求，是“制造出了一个比联考更大的恶魔，它必须由家长的金钱和社会关系垫底”。
陈伯璋说，台湾的教育改革反而给了中上阶层更多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教改是失败的，因为这种改革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真正向上流动”。
同样的问题在大陆也存在。近年来，不断有媒体和研究机构发表调查报告，揭示农村学生在高校的招生考试中因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缺乏，面临十分不利的处境。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说，现行的考试制度下，不论考分数还是测素质，农村孩子都考不过城市孩子。“大学校园的多样化应该是我们追求的。”他说，并且建议给农村孩子加分，或者给指标。
清华大学在大陆高校中率先迈开步伐，计划在2011年面向新疆等欠发达地区投放不多于20名的自主招生名额。而台湾此前实施的“繁星计划”规模更大，被陈伯璋称为“多元招生渠道中唯一有利于弱势群体子女的方式”。
据媒体报道，2006年，台湾清华大学研究历年新生资料后发现，学生来源多集中于几所“明星高中”，而一些偏远山乡中学由于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学生在甄选和考试分发中均处于弱势。统计台大生源也得知，过去20年来，台北“建国”中学与台北第一女子高中两校的生源就占据了台大新生名额的3成，有时还高达4成以上，台湾前10名的“明星高中”毕业生多年来差不多占了新生的7成。
2006年，台湾教育部门开始推动以“照顾弱势，平衡城乡差距”为目的的“繁星计划”，“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内的12所大学为此提供786个招生名额。第二年，参加“繁星计划”的大学增加到25所，共提供1742个招生名额。
高考改革是公平第一还是效率优先？对此，陈伯璋所持观点与刘海峰颇为相近。“在华人世界建立起多元的价值观之前，应该是追求公平更重要。”他说，“一种教育改革措施，如果其公平性受到普遍质疑的话，其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阎凤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还没有一个体系能保证多元招生的模式不受权力、金钱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个改革的方向要坚持。由高考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可以通过逐步提高招考的透明度、公开性，充分发挥媒体和政府的监督作用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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