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顺欲以勤政效应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17万人口的山西省平顺县山高沟深，石多土少，曾被联合国有关组织视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十几年前进行脱贫大讨论时，全县上下曾一致认为，只有撤县并入相邻的潞城市、长治县，才能彻底摘掉当地贫困县的帽子。
平顺穷，平顺苦，平顺根本就没希望？山西省政府公布的考核数据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2006年至2009年，平顺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全省第93位上升到第57位，发展指数从第103位跃居第40位，增幅位居全省前列。
为什么干部每月住村不得少于3天
11月5日，陈鹏飞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回忆，2007年调任平顺县委书记时，县城两山夹一沟，一盏灯全城明，一个喇叭全城听，脚下还有一条堆满垃圾、污水直流、苍蝇横飞的“龙须沟”。
可该县财政账户上，却有860多万元城建资金因为意见不统一而无处投资。当时县里中层干部一半以上在长治市买了房子，都要求早点调走。平顺县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稳居长治市13个县市区倒数第一。
当地百姓埋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不发达，干部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却感觉干部离大伙儿越来越远——不少基层干部高高在上，满足于打电话，看材料，听汇报；热衷于在会议室、在书里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答案。
平顺县阳高乡一位老村支书说，几年前，乡里一干人来到村里。村民用自家的碗盛水招待客人，可是没有人喝。那些乡干部宁可开车到10多公里外的镇上买一次性纸杯子喝水。“干部变了，嫌我们农民脏。”老支书摇着头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的平顺怎么发展，老百姓最关注。陈鹏飞上任后，该县作出决定，要求干部群众到基层一线去——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进百家门，知百家情，集百家智，解百家忧，促百姓富。
书记不但带头隔三差五地夜宿到最偏远、贫困的村庄，还要求县委、人大、政府、政府等四大班子领导，职能部门与乡镇干部，每月在农村住宿不得少于3天。县级领导带着什么问题、下到哪个村、住在谁家，都定期刊登在《今日平顺》报纸上，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平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和平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干部。他的切身体会是，干部能不能吃住在农家、了解百姓疾苦与盼望，关键在于好的机制与领头人。平顺县政协主席杨显斌说，陈鹏飞对农民、农村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把自己坚持了20多年下乡住村工作方法带到平顺。
“领导的喜好决定干部走向。”陈鹏飞说，必须让为民造福的人有光荣感，让埋头苦干的人有自豪感，让只说不干的人有危机感，让投机钻营的人有失落感，营造一个团结和谐干事的氛围。
市场经济时代，干部下乡住老百姓家的价值在哪里？县长吴小华、县委副书记崔江华都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刚开始，自己是被动地住村，现在则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因为下乡住村对干部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在办公室、会议室，容易进入一种游离状态，调研也是蜻蜓点水式的，难与群众心贴心。只有住下去，才能与百姓打成一片，才会有鱼水深情。
带着问题住村，不解决问题不回来
当初，不了解这种下乡住村制度的人都怀疑，这不过是一种扰民的作秀，很难作出什么成绩。陈鹏飞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并不回避这些敏感问题。
他说，自己下乡插过队，当过民办教师，开过拖拉机，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都干过，了解老百姓的苦难与痛处。不管是在潞城市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常务副市长，还是在黎城县出任县长，以及现任平顺县委书记期间，下乡住村是一以贯之的工作方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自己是用这种工作方式破解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个热点、难点问题，并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他感觉，谁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心里就有谁；谁给老百姓造了福，老百姓就不会忘记谁。
石城镇下石壕村处于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深处，四周悬崖峭壁，八路军银库一度隐藏在该村。老村支书岳书文说，抗日战争年代，八路军高层干部经常住在村民家中；解放以后，只有20世纪70年代村子遭泥石流冲毁，当时的县委书记拄着拐杖路过一次。
今年65岁的王秋柱在虹梯关乡虹谷村当了43年党支部书记。站在连接晋东南与华北平原的古道上，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前后见过20多任县委书记，没有哪个走进我们山村住宿”。
现在，陈鹏飞不但走进了下石壕、西井山、 底等最偏远、最困难的村庄，而且把全县转变干部作风会议设在村中，还在悬崖绝壁上打通与硬化了40公里左右的“太行天路”，发展民俗文化旅游。
原子朝是西井山村三个年级8名学生复式教学点的唯一教师。县委书记陈鹏飞每次来西井山村时，就与他住在一间屋里，吃的就是一碗面条浇上豆角、南瓜。
当地老百姓说，最怕干部下乡住村打官腔、摆花架子。如果上级干部只是走马观花，住在村支书家中，往往只能听到一家之言；如果这名村干部威望不高，甚至平时还欺凌百姓的话，百姓就会认为他们吃一锅饭、穿一条裤子。久而久之，一些群众把对村干部的怨恨转移到乡、县干部身上，认为看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半点希望，甚至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怀疑。
陈鹏飞说，下村住在农家不是主要的，根本是要干部通过住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不回来。他的经验是，白天下乡进村几乎都是形式主义。因为村民要耕作，没有时间搭理干部，见见面、握握手，根本了解不到实情。如果文绉绉地同村民讲理论、说大话，他们就讨厌你。只有待村民吃完晚饭后，你往他们家中的炕上一坐，给他点上一根香烟，再端着大碗喝茶，距离就一下子拉近了——他们心窝里的话，什么都会掏给你。
10月16日晚，平顺县龙溪镇南脑村老村民王天勤就十分兴奋，县委书记休息日住到了他们村——察看村容村貌，召开党员座谈会，与村民拉家常。县委书记告诉他，法国卡尔莫纳城市研究院的太阳能发电项目组将在近日第二次来南脑村选址。79岁的村民王星秀说：“有生之年，能盼到太阳能发电机住村就心满意足。”
有一次，陈鹏飞在一个村庄住过后，定下来要修路。3个月过后，他又到该乡问，“路修到哪里了？”乡党委书记说，还有两公里没有修完。当他们一行在悬崖与山脊上爬行6个小时后发现，其实还有6公里没有修通。乡党委书记蒙了县委书记，第二天，全县转变干部作风现场会就在这里召开，主要内容是让所有与会代表步行体验一回老百姓行路难问题。
平顺县委办主任宋忠义随陈鹏飞到过242个村，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92.37%。记者问起县委书记在农家住宿伙食费等问题时，他说，一般是按每人5元/餐的标准支付。不过，乡亲们非常纯朴，说吃了一顿饭哪里就要给钱？每遇这种情况，他们都是悄悄地把钱放下就走了。在虹梯关乡西井山村路旁汲水喂驴的石改凤老太太说：“这样的干部，欢迎多来！”
今年7月，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获悉一份情况反映：2008年以来，平顺县委书记在14个村住过22天，县委9位常委下乡住村147天，四大班子领导住村307天，干部与群众更亲了。“更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该这样做。”袁纯清在批示中说。
住村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工作方法
袁纯清说，各级领导干部不能做井底之蛙，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干事创业的激情，奋发有为的状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决不搞花架子工程。平顺县委书记等基层领导干部常宿农家、察民情、问民计、集民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社会的情况是否属实，能不能作为典型事例推广，也引起了省里的重视。
山西省委组织部在没有同长治市、平顺县打招乎的情况下，派出部务委员，按图索骥驱车至平顺县，对陈鹏飞等住过的村庄进行暗访。他们问老百姓，县委书记是否到村里住过，解决了哪些问题。逐一核实情况后，暗访组返回省城太原。
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汤涛作出批示说：“对干部住村及类似情况调研汇总，引导更多的干部深入基层。”81岁的申纪兰说，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好好给老百姓办实事，她愿意舍命陪君子，随叫随到，随时跟着大家干。
10月18日，长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维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全市9月初实施万名干部下基层、变作风活动，市、县、乡三级党、政、群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的全体干部以及市属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带头参加下乡住村工作。
“干部住村不是一种表面形式，而是一种工作方法，有其深刻的内涵。”王维卿说，过去在办公室、会议室办过多少事情，给老百姓的感觉似乎都是空洞的。只有当干部走进基层与百姓进行面对面交流时，群众才会有一种亲近感与信任感。
前些日子，王维卿带领长治市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到平顺县东寺头乡寺头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把干部住在自家当做一种荣誉，有的把儿子娶媳妇的铺盖拿出来给干部盖。”王维聊说，群众真的让我们很感动。作为干部来说，没有理由不加倍努力工作。
袁纯清10月8日再次对长治市开展万名干部下乡住村活动作出批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量，建立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上。在转型、跨越压力大、难度大、任务重的情况下，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服务群众，坚持相信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依靠群众，经常问计于民，汲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决策更符合群众的要求，增强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最大限度地焕发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