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村并居”仅尊重农民意愿还不够
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撤村并居”运动，农民被集中赶进小区、赶上楼房，如山东诸城市取消行政村编制，将原来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有的地方则要求农民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地方政府这样做是为了让农民腾出土地，是在“土地财政”驱动下，以新农村建设之名行“圈地运动”之实。
盲目的“撤村并居”必须予以遏制，这既是为了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尊重农民的生活方式，也是为了保护耕地红线、保证农业安全，还是为了保护千百年来形成的农耕文明和村落文化。在“撤村并居”运动中，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强制撤村、强制并居的问题，国务院要求农村土地整治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可谓切中其弊。但仅仅尊重农民意愿是不够的，农民意愿不足以成为“撤村并居”的充分理由和依据。
由于文化程度整体不高，农民群体一方面很务实，另一方面又往往过于看重眼前利益，在利弊权衡方面有时缺乏远见，容易判断失误。住小区、住楼房、拥有城镇户口和社会保障，是农民梦寐以求之事，当这等“好事”突然变得唾手可得时，很多农民可能会被眼前利益迷惑。况且，为了顺利“撤村并居”，相关政府部门来做农民工作时，肯定只会拣好处说，拣动听的说，直说得天花乱坠，老实巴交的农民很可能被花言巧语所忽悠，头脑一热就“自觉自愿”了，他们哪里能预见到“撤村并居”的坏处，哪里来得及细想失去土地之后怎么办、子孙后代的生计怎么办。他们现在是“自觉自愿”了，但一旦发现“撤村并居”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却再也无法迁回祖祖辈辈生活的那片土地。
更值得注意的是，“农转城”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高校强迫学生“农转非”的事例充分说明，上级政府要求坚持自愿原则，下级政府未必真这样做，上级的要求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会走形、跑调、变味。自愿与强制其实只有一线之隔，自愿很容易变成“被自愿”、不得不“自愿”。
所以，“撤村并居”不能只看农民愿意不愿意，不能将农民愿意作为“撤村并居”的唯一前提条件。除了尊重农民意愿外，“撤村并居”还应附加以下两个前提：其一，“撤村并居”所腾出的土地，应该仍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不能归地方政府所有，不得擅自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实际上，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后节约的土地仍属农民集体所有。”
其二，如果“撤村并居”同时伴随“农转非”，那么除坚持自愿原则之外，不应要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社会保障，而应像重庆那样，让农民穿上“五件衣服”（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的同时不脱下原来的“三件衣服”（宅基地、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此，盲目的“撤村并居”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地方政府无利可图，无法觊觎农民土地，“撤村并居”也必然会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