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醒酒费”变成“天价拖车费”
对于醉酒驾驶且“理智不清楚，不配合办案甚至闹事的司机”，采取“约束醒酒”的强制措施，确实有其必要性——不仅有利于警方提高办案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执法干扰，维护公共交通安全利益；而且对于醉驾者自身来说，其实也是有好处的，这正如当地交警部门指出的，“从医学角度讲，醉酒人员发生死亡的比例较高”。
而从法律角度看，强制“约束醒酒”，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规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
保护性的强制“约束醒酒”既有现实的必要性，也有法律依据，但这并不等于说，其具体实施操作的全过程，也会自动地获得合理性，不需要在细节上加以提防、避免其变形走样。在这方面，此前饱受舆论诟病、同样属于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收费的“天价拖车费”，可以说是一个生动鲜活的前车之鉴。与“约束醒酒”一样，拖救事故车辆，当然也是必要和合法合理的，但是动辄成千上万元且不容讨价还价的“天价拖车费”，显然就没有任何合理合法性，乃至形同变相抢劫、敲诈勒索了。
目前，武汉设定的“醒酒费”标准——最低300元，最高2000元，是不是过高？据卫生部数据，2009年我国人均每次门诊费用为159.5元，而人均住院费为5951.9元。如果加上500元的醉酒检测费，武汉的最高醒酒费（2500元），相当于15次人均门诊或者0.5次住院的花费。醉酒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醒酒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医疗技术，至于如此费钱吗？
为了吸取此前“天价拖车费”的教训，避免重蹈后者的覆辙，笔者以为，醒酒中心及其收费，还亟待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完善：其一，“醒酒费”标准，不宜由醒酒中心自定，而应依据《价格法》的相关规定，交由物价部门，按公益收费的制定程序，并征求各方意见。
其二，“醒酒中心”不能由交管部门指定设立，更不能形成“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格局——所有具备醒酒救治能力的合法医疗机构，都应有资格成为“醒酒中心”，醉驾者有权自主选择去哪一家“醒酒中心”接受醒酒治疗。
其三，“醒酒中心”必须确保与交管部门彻底脱钩，两者不得建立任何形式的利益关系，如醒酒中心通过折扣、提成的形式向交警返还“醒酒费”。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收费名义多么冠冕堂皇，权力一旦与垄断收费挂钩，便是消费者权益不得不接受盘剥、宰割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