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忏悔的可行性路径
;黄秀辉就集体性忏悔的必要性进行了细致剖析，但在缺乏基督教背景和忏悔传统的中国，还有必要就阻碍这种忏悔（包括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集体性狂热的反思）的原因及推进的可行性路径做进一步探讨。
首先，必须反思和清理当下精神生态中对“道德完人”的幻想，以及充满悖论的道德标准。近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吴中杰（其夫人也是上海写作组早期成员）、剧作家沙叶新及武汉学者古远清等，言之凿凿地证实余秋雨是“文革”中上海写作组的成员——当年写作组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和另两个负责人陈冀德、姚汉荣以及骨干胡锡涛等都认为，余秋雨“旧意识太重，一旦成名，就要将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南方周末》2月24日）
对于名人们的拒绝忏悔，需要检讨的也包括知情者和一般公众、媒体，因为他们的名声乃至撒谎到底的“底气”，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和公众给的、惯的——这和对学历造假的唐骏、剽窃他人作品的郭敬明放弃道义谴责的实质是一样的。
鉴于有过“文革”经历的知识分子、公众人物的超越性人文情怀与现实影响力，他们应率先反思、忏悔。巴金先生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遗愿虽未最终实现，但他晚年通过《随想录》主张对“文革”进行道德忏悔，并从全人类角度看待它（党史前辈廖盖隆曾将其与作家邵燕祥建立“文革学”的建议并举）。
导演陈凯歌公开承认“（巴金）他对我是有很大影响”，其上世纪80年代末写就的《少年凯歌》，就“文革”中对父亲的批斗做了真诚忏悔。诗人北岛在新作《城门开》中，也坦承当年担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父亲，定期拜访挂名的宣传部长冰心，并将其谈话向组织汇报。北岛的反省并未丑化其父子形象，倒是赢得知识界一部分喝彩。
其次，应该营造一个鼓励和接纳真诚忏悔的社会氛围，公立文化机构在强化公众历史观念和记忆的过程中应更有作为。
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文革”后获刑17年，也曾承认“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1968年4月23日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看着（十几个同学）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也向伤害过的老师致歉（《南风窗》9月17日）。蒯大富的反省不能说没有真诚的成分，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受害者，如果不能因此得到公众的逐步谅解和重新信任，其他红卫兵恐怕只能被迫带着永久的悔恨离开这个世界。
申小珂之所以从1990年开始深入反思“文革”，除了朱德、董必武的遗孀的启发，一个重要契机是他开始阅读《科学史》、《延安日记》等著作。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早有中译本，国内也不乏《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思痛录》等反思极左思潮和“文革”的公开、合法出版物。那一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国家图书馆完全有义务将这些权威学者、党史专家和重要亲历者的著述专题专馆陈列。
此外，要尽可能保存“文革”记忆，向公众提供历史教育。沙坪红卫兵墓园去年12月15日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园得以保存，不能不说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最后，个体的自省能力和反思勇气参差不齐，应该多策略地鼓励不同形式和层面的忏悔。申小珂和胡滨之所以能率先、主动忏悔，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对校领导进行直接的人身伤害，其罪恶感相对轻一些，但他们的忏悔已显示出良好的示范效应。
历史反思与忏悔需要仪式、策略和智慧。民间团体和专业心理干预机构、人士，可以为集体性忏悔可能带来的暂时性伦理失序、心理动荡，甚至崩溃提供必要的心理救援。毕竟，直面当年大面积的互相出卖、伤害，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智慧。
也许，多方尝试和推进集体性忏悔，若干年后，国人才可以坦然向儿孙们解释何谓“文革”；才不至于一次又一次地援引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那一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