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克星变身夫妇救星
打电话的人是爱德华兹，他后来因体外受精技术方面的成就，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被称为“试管婴儿之父”。但在1967年，他给54岁的斯特普托打电话，是想向对方求助。
爱德华兹一直在研究人工受孕的问题。他在《柳叶刀》杂志上看到斯特普托的文章《镜检查法和排卵》，便与作者联系，希望他能帮忙从妇女的输卵管中获得成熟的卵子。
斯特普托正担任奥德海姆地区总医院国家健康服务中心顾问，在这个位置上他已经整整干了16年。他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绝育方法。他建立了一个诊所，帮人采取避孕措施或做绝育手术，成为十足的“胎儿克星”。
斯特普托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腹腔镜检查的发明人。原来，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他发现为患者剖腹固然可以看见每个器官，但患者的术后恢复却痛苦而困难。为此，做完手术后，斯特普托医生常常会有一种失落感。
这种失落感，最终促使他发明了腹腔镜检查法。斯特普托用一个带有内置灯的又长又薄的望远镜，从一个微小的切口插入患者腹部，从而观察到他们身体内部的情况。
用5年时间完善了自己的发明后，斯特普托才在1965年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腹腔镜检查的论文。然而，这篇论文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回应。
在日复一日的失望中，斯特普托接到了爱德华兹的电话。
两个研究方向截然相反的人一拍即合。6个月后，他们在伦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碰面。两人约定的合作地点定在奥德海姆总医院，其中病理学部的一个小房间，作为爱德华兹的实验室。
1968年，他们成功地让一个人类的卵子受精，并于第二年在《自然》杂志上宣告了这一消息。18个月后，他们获得了已经到了胚胞阶段的胚胎。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们预想的目标迈进。
然而两人很快就发现，这条路并不好走。在向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申请在剑桥附近建立一个诊所和实验室时，他们被拒绝了，理由是此项研究“与伦理不符”。1971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被誉为“DNA之父”的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就严厉地批评他们的工作“错误不可避免”，“即便你愿意杀死婴儿”。
持续而猛烈的攻击还蔓延到了这项研究之外，斯特普托的腹腔镜检查也遭遇到“强烈的批评”，他甚至在伦敦的医学会议上被孤立。
好在他们还能够继续利用私人资金。斯特普托从事的绝育研究，也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他们在一项资金申请中表示，有关人工授精的研究将用于研发避孕药。
在奥德海姆一家健康机构的资助下，他们建立起一个体外受精诊所，继续推进他们的研究。1972年，斯特普托第一次尝试把一个处于八细胞阶段的胚胎，用一个又细又薄的塑料管从子宫颈插进子宫，让它重新回到母体。但他失败了。
这种胚胎转移，直到1975年夏天做到第41例时，才终于成功。但这次怀孕胎位发生了异位，斯特普托不得不立刻拿掉这个孕体。
失败也让他们遭受到更猛烈的攻击。爱德华兹在2001年回忆，“伦理学家们指责我们，说我们会产生异常的婴儿，误导不育的人们”。更有反对者指责他们，不惜冒着制造畸形婴儿的风险，“玩弄上帝”。
英国议会在调查后，虽然建议斯特普托和爱德华兹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做初步实验，但同时切断了他们的研究基金。
斯特普托只好在医院做合法的堕胎手术，为做受孕实验筹集资金。与此同时，他和爱德华兹随时还受到三方面的攻击——新闻媒体、教皇和一些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甚至在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诞生之后，他们的工作依旧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据说，郁闷之下，斯特普托一度想移民去美国。
不过，这位老人在1978年退休后，最终还是留在英国开了一家诊所。这家诊所不再是帮人绝育或堕胎，而是帮人体外受精。斯特普托成了不少绝望夫妇们的“救星”。
1986年，这家诊所的第1000名试管婴儿诞生，爱德华兹亲自把这个消息带给已经缠绵病榻的斯特普托。多年后，爱德华兹仍记得那一刻对方眼中的喜悦。获知这消息后不久，这颗“救星”因前列腺癌而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