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不以暴力对抗恶
一份遗产是通过俄国革命传给我们的。他痛恨社会不公，连篇累牍地批判专制，描绘贫苦，唤醒了许多人心里的不满和仇恨。这不满和仇恨揉在社会动荡里，帮助酿成十月革命，改变了半个世界的命运。
另一份遗产，则通过他对这次革命的反感和抵制传了下来。他看不惯革命者用来改变不公的方式，认为那只是新的不公的开端。他希望改变过程是“人道”的，“温和”的，不诉诸暴力的。“勿以暴力对抗恶”，他暮年的这句话，影响了年轻的印度人甘地，并借甘地之口传遍世界。
不过，在离世前的岁月里，托尔斯泰并不是个到处受欢迎的人。
他希望变革，要求政府停止暴力统治，结果惹恼了沙皇政府；他又反对变革演化为暴力，从而得罪了革命者。因为对沙皇社会的批判，他被开除了教籍；因为公开反对暴力，革命者辱骂他迂腐和软弱。流亡中的列宁曾发表文章，说他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但你可别以为这是在夸奖他。在列宁看来，倡导非暴力的托尔斯泰，已经与革命背道而驰，成为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革命领袖眼里的托尔斯泰，映照出的是革命时代人们的矛盾和不彻底性。
平心而论，托尔斯泰确实活在矛盾里。他是大地主，家产丰厚，却仇视剥削和特权，并为此感到内疚；他视写作为生命，喜爱音乐，却公开宣称文艺是最无用的事物；他脾气暴躁，缺乏耐心，却强迫自己温和，经常一边在心里抱怨，一边和颜悦色地与人交谈。他永远生活在自省和自责中，经常在日记里对自己做出尖刻的批评，同时又写下充满委屈的辩解。
但托尔斯泰一生最大的矛盾在于，他开启了自己最反感的潮流。他出于人道对当时的不公进行批判，强有力地动摇了俄国社会体系，并为他极力反对的暴力革命者提供了弹药。就连列宁，在批评他时，也不忘强调“俄国无产阶级是托尔斯泰遗产的继承人”。而按照传记作家茨威格的说法，“托尔斯泰的雕像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永久地立在伟大革命者、政权颠覆者和世界变革者的无形神庙中”。
托尔斯泰遭遇的困境，那些处在不公正时代而心怀良知的人都可能遇到。他看到农民因为压迫和剥削而挣扎在悲苦里，心里极为愤怒，甚至开口咒骂。但是，他的信仰却要求他压制这种愤怒：即便是这样令人无法容忍的恶，也不能以暴力来报复，而只能采用非暴力的方式来更改——因为，暴力抗恶，结果仍然是恶。
不以暴力抗恶，并不是不抗恶。托尔斯泰以一个教徒的名义，宣扬人们用“爱”和“信仰”的力量进行和平抵抗，在他看来，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感和良知，才能获得良性的社会。他甚至不鼓励人们为了追求变革而牺牲自己，他告诉一个想要抵制兵役的人，应该尽量避免因这一举动，把妻子和孩子带入旋涡中。
但在当时的俄国，政府以高压追求稳定，革命也箭在弦上。“温和”在很多人眼里都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心里深埋着仇恨的革命者觉得，曾经勇敢的托尔斯泰退缩了。他们渴望一场暴风雨来扫除暴政，却并不理会暴风雨之后会跟随什么。曾经有一个匿名者写信给托尔斯泰，信里说：“世界将再次血流成河，财主们，不分男女老幼，他们将一再地遭到屠杀，碎尸万段，世界将再也不容他们造孽为害。我很抱歉，您不能活到那一天了，否则，您就可以亲眼看到那个见证，从而承认您说错了。”
读到这封信时，托尔斯泰已经活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不久之后，1910年11月20日，这个富甲一方的贵族，终于逃离了自己那个舒适的住宅，病死在一个小火车站肮脏阴暗的站长室里。
他死的时候，亲人、朋友、信徒、警察、密探和记者全都挤在一旁。但他的思想却没几个人分享。革命很快就要爆发了，托尔斯泰最终没能用他的“道义”，让俄国免于暴力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