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举国体制的广州突破

    11月27日，广州亚运会最后一枚金牌在女子排球赛场诞生。卫冕冠军中国女排在与韩国队的比赛中以3∶2逆转击败对手，为中国代表团获得本届亚运会的第199金，也由此获得亚运会“四连冠”。本报记者 陈剑摄

    在今天落幕的广州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获得了199枚金牌。这是继两年前在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健儿创造的又一佳绩。由于亚运会即将实行“瘦身”计划，所以，199枚金牌很有可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

    在相当一部分国人眼里，举国体制无疑是中国代表团不断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创造佳绩的法宝。然而，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是否是中国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呢？随着国人对金牌数量日益产生的“审美疲劳”，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也逐渐热烈起来。

    其实，举国体制对提高竞技体育水平的推动作用已为世界公认。参加广州亚运会的不少代表团所在国家和地区在寻求提高竞技体育水平上，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举国体制的一些做法。但与中国内地不同的是，这些方法的实施基本都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或前提——政府投入与社会赞助并重，目标人群锁定精英运动员，重点考虑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热门运动项目，重视群众基础和职业联赛等。

    韩国：政府投入与社会赞助并重

    韩国代表团在广州亚运会上稳坐金牌榜第二的位置，且拉开了与金牌榜第三位的日本代表团之间的差距。韩国对竞技体育的重视和投入程度，是除中国之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韩国专门为十几个优势项目的国家队建立了两座选手村，选手村集训练、生活、科研、后勤和康复等功能于一身，成为韩国最顶尖运动员的大本营。

    据韩国射箭队一名教练介绍，除了国家为运动员提供了像选手村这样优良的训练和生活保障条件外，政府也为运动员发放一部分津贴补助；而运动员的大部分收入和训练花费主要依靠企业赞助。

    以韩国游泳明星朴泰桓为例，他每年仅训练花费就达到人民币900万元左右，目前主要由一家韩国大型企业赞助。

    在韩国，几乎所有优秀运动员的身后都有大企业的影子。这些企业会为运动员提供用于训练生活的资金，也可能采取直接赞助运动员，或赞助运动员所效力的俱乐部等方式。

    大多数韩国优秀运动员常年保持高质量的训练，他们已是实质意义上的职业运动员。但在游泳、射箭、跆拳道等运动项目上，运动员很难仅通过获取比赛奖金来负担日常训练和生活费用。因此，商业赞助就是参与这些项目的韩国运动员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

    相比较而言，韩国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入更多体现在训练设施改善、科研开发、为运动员提供出国训练机会和政策支持上，而直接用在运动员身上的资金则主要依靠社会赞助。

    正如一名韩国运动员所说，韩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但社会力量的介入更为重要。

    新加坡、香港：目标锁定精英运动员

    在广州亚运会上，新加坡选手陶李是游泳项目上唯一夺取金牌的非中日韩三强的选手。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李是一名受益于举国体制的选手：她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资助，可以心无旁骛地进行游泳训练，这为她获取优异的运动成绩创造了条件。

    20岁的陶李目前在新加坡体育学校进行训练。新加坡体育学校是一所公办学校，优秀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在这所学校的训练、学习和生活费用全免。在新加坡一些较有传统和具备一定优势的竞技体育项目上，如游泳、乒乓球、帆船帆板等，新加坡体育学校承担着发掘和培养人才的作用。不过，只有达到一定运动水平、被新加坡国家队或青年队选为培养对象，且承诺为新加坡各级国家队效力一定时限的学生才能享受免费优待。从学校毕业后，这些学生仍能以国家队队员身份继续享受学校提供的教练指导等各种条件。

    中国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成立了一个专供精英运动员训练、生活的机构——香港体育学院。香港最优秀的乒乓球、羽毛球、自行车等项目的运动员都是这所学院的学生，政府以奖学金的形式资助这些优秀运动员，而学院本身也拥有一流的训练场馆、师资教练、科研开发和后勤保障条件。不过，这所学院只向香港最优秀的、能为香港队服务的运动员敞开大门，在一名运动员被吸收进香港队前，或无法为香港队效力后，都不会得到政府的资助。中国香港羽毛球队选手周蜜今年9月被国际羽联宣布因其使用违禁药物禁赛两年，在禁令生效后，此前她每月从香港体育学院领取的3万元奖学金就立即中止。

    政府对运动员的资助范围有明确规定，这是新加坡、中国香港的“举国体制”模式的最明显特征。

    东南亚：重点资助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热门项目

    在广州亚运会上，印尼龙舟队一鸣惊人地夺取了6枚金牌中的3枚。印尼龙舟队的队员都是海军陆战队战士，在政府的特许下，他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龙舟训练上；同时，他们的训练也得到政府的资助。

    印尼政府之所以能对龙舟项目倾注如此大的支持力度，是因为龙舟在印尼影响力巨大。划龙舟是很多印尼人的传统习俗和体育项目，印尼人对本国龙舟队在国际比赛中的表现也尤为关注。

    泰国政府对藤球、短跑等项目的一贯支持，也有着相同的理由。

    泰国不具备在竞技体育领域全面开花的实力，但对一些在本地具有历史传统和影响力较大的项目，泰国也利用政府拨款和社会赞助予以扶持发展。藤球和短跑就是这样的项目。

    现代藤球运动由泰国人发明，有着泰国“国球”之称，是最受泰国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泰国政府为最优秀的藤球运动员提供了优良的训练条件和生活保障，以确保他们能在藤球比赛上为泰国队取得优异成绩。此次亚运会，泰国队获得了6枚藤球金牌中的4枚，排名各队之首。

    短跑是泰国力图在田径项目上向亚洲强国迈进的突破口，从地方到中央，泰国建立了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具有短跑天赋的优秀青少年会被选入这样的培养体系中，得到由政府提供或源自社会赞助的训练、学习、生活资助。

    在广州亚运会上，泰国队在男女4×100米接力上分别夺得铜牌和金牌。据一名泰国选手介绍，由于政府资助计划的实施，泰国现在有很多身体条件出色的青少年加入短跑运动员行列，为泰国短跑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充足的后背人才。

    其实，包括印尼、泰国和韩国、日本、新加坡、伊朗等国在内，很多国家和地区政府在选择资助竞技体育运动时，都会优先考虑在本地影响力较大、民众参与度较高的热门体育项目；不会为了多拿几块金牌，而在冷门项目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伊朗、日本：推广普及和搞好联赛是两大重拳

    伊朗在广州亚运会上取得20枚金牌，所获金牌数近乎上届的两倍，金牌榜位次从第六升至第四。伊朗代表团在此次亚运会上的优异表现与政府投入密不可分，对于在伊朗受到广泛欢迎的摔跤、跆拳道、武术等技击类体育项目，伊朗政府近几年予以了较大的支持力度，为运动员创造出国训练和国内集训的条件。同时，伊朗政府也很关注这些项目的群众普及，跆拳道、摔跤、武术等运动在伊朗有数千家俱乐部。一名伊朗武术教练表示，大多数伊朗男孩都会选择一项格斗类的体育运动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现在，很多女孩子也加入这个行列。本次亚运会武术比赛上，伊朗选手阿扎德普尔获得了一枚武术金牌，这是伊朗近30年来第一次出现女子亚运冠军。

    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和男排比赛中，伊朗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与伊朗国内拥有较高质量的男篮、男排联赛有关。伊朗的男篮联赛分为三级，拥有50多支俱乐部，培养出一些优秀的男篮运动员；伊朗的男排联赛与欧洲接轨，有多名球员曾赴欧洲男排俱乐部效力。

    正如伊朗代表团相关官员所说，伊朗在本届亚运会上的成绩，一方面是国家对国家队运动员加大投入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些体育项目在伊朗的普及度较高和联赛基础较好。

    日本代表团在广州亚运会上的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包揽了男女足金牌的成绩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伊朗一样，为了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日本除了增加对国家队运动员的奖金、津贴之外，更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加强学校体育建设和提高国内联赛质量。实际上，参加本次亚运会的日本运动员大多数都是学生，这也体现了日本政府在促进本国竞技体育水平发展的战略决策上，把像人才培养这样的基础工作摆在首位。着眼于拓实基础，这才是竞技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本报广州11月27日电

    11月24日，泰国选手（左）在广州亚运会藤球男子决赛中。CFP供图

    11月20日，印尼队夺得男子龙舟冠军后，队员欢呼庆祝。CFP供图

    11月25日，戴着头巾的伊朗女运动员在卡巴迪半决赛中。CFP供图

    11月18日,新加坡小将陶李夺得亚运会女子50蝶泳冠军。CFP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