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家常菜”为“特色小炒”
这一次，支教经验丰富的她在加入社会实践队伍前先是被要求参加一轮笔试，后来又进行了一轮面试，好不容易挤进下乡队伍后，还被要求在下乡前先完成一个方案策划，以PPT形式展示一番，通过“审核”再谈正式下乡。
“三下乡”是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我国从1997年开始正式开展“三下乡”活动，其目的在于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社会风气。近年来，“三下乡”活动在高校兴起，大学生们在文化下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谁都知道‘三下乡’对大学生了解社会、成长成才帮助很大，多少年来高校也一直在坚持搞这个活动，但就像是家常菜一样，这个活动很难说有什么特色。”华南师大团委书记刘海春把传统的大学生“三下乡”活动比作一盘“家常菜”，而他目前正尝试做的是，如何把一盘普通的家常菜做成“特色小炒”。
单边苦想的下乡之路“不好走”
一个网友在回答关于“什么是大学生三下乡”的问题时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就是一张社会实践的表”。有趣的是，这个回答还被众多旁观者“顶”上了“最佳答案”的宝座。
这一现象多少说明了当下大学生“三下乡”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网友对“社会实践表”的具体解释是，“让学生利用假期去做一些实践，然后写些心得体会，单位盖章和总结之类的，似乎每个学校到假期都会发这样的表。”
记者在四川某县级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口中印证了上述这种说法。由于该市位于西部较贫困地区，这里几乎每年寒暑假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三下乡”或社会实践队伍前来帮扶支教，一个暑假最多能有10余所高校的学生“进驻”。
“联系敲章，联系学校，联系食宿，都会先跟我们说。有的也会直接联系社区、街道，甚至学校。手续也不是很麻烦，一般都给办。”这位工作人员说，教育局一般不给“只盖章，不实践”的学生“放水”，但街道、社区的情况“不好说”。
虽说大学生下乡都是做好事，但他个人对学生们给地方教育带来的实际帮助却并不看好，“有的就是下来发发问卷，完成一个老师布置好的课题，一来没有帮到学校什么，二来他们想出来的课题我看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刘海春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从事学生工作多年来，他对“三下乡”之类的学生社会实践问题有过很多深入的思考，“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下去做什么，另一个是经费。”
“过去我们老师、学生自己单方面地在那里想课题，绞尽脑汁，特别费劲，但想出来的选题人家地方上根本没遇到过，或者没兴趣；学校投入了大笔的经费，学生自己也贴了不少钱，结果人家地方上不认可效果，有什么用？”
刘海春心目中最理想的“三下乡”应该是这样的——地方上对某个选题、某项活动有迫切的需求，学生根据这种需求量身定制一套实践方案，实践费用由地方、学校和赞助商共同承担，实践调研报告内容能为当地党政未来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能直接体现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多边协商“特色小炒”诞生
刘海春理想中的“三下乡”活动是一盘“特色小炒”，是师生们发挥才智、因地制宜琢磨出的一套独一无二的社会实践产品。这种产品需要在多边协商的环境下“烹制而成”。
学校政治行政学院今年搞的“三下乡”活动就是这样一盘特色小炒。下乡前，学院团委书记王鹏早就做足了准备——先同社会学老师联系确定大致研究方向和实践地点，再与地方团委联系收集资料，再联系地方教育局讨论选题，最后再与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联系，看看县里最需要什么。
第一次接到王鹏打来的电话，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教育局的办公室副主任聂老师着实吓了一跳，“一般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电话打不到我这儿来，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就好，没什么要再多做沟通的。”
老聂这是头一回听说“三下乡”的学生要跟教育局方面沟通选题，“以前都习惯了，他们来就来了，想做什么课题就做什么，哪里还会主动来听我们的意见。”他把情况跟局里领导汇报了一下，没想到领导还真有需要调研的选题，双方协商后决定开展有关“粤北山区民众教育观点对教育公平影响”的研究。
学校方面的主动出击也给韶关市翁源县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活动结束时，县里专门筹划了一场汇报演出，一方面展示大学生与当地小学生的交流成果，另一方面向全县公布调研数据和结果，引起与会企业家对教育公平的关注。
“晚会现场就有企业当场捐了8万元，调研数据教育局也很重视，都留档保存，以后可能会作为决策参考。”这是王鹏组织的、最有成就感的一次“三下乡”活动，有关活动内容的多边协商，不仅让社会实践成果突出显现，还进一步确立了华南师大“三下乡”活动在地方政府心目中的地位，“县长、教育局长事后都打电话，希望今后跟学校保持联系。”
他心里知道，这种地位的确立来之不易，“不是每所学校都能受到这样的礼遇，有些学生的下乡实践地方上甚至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归根结底，还是多边协商起了作用，这满足了地方实际需求。”
经费难题或有新的解决方法
资料显示，华南师大今年共有120多支社会实践队伍，6000余名师生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如此大规模的下乡实践背后，是不得不面对的大额经费支出。
“每年搞‘三下乡’活动学校都要给团委下拨一笔专项经费，但今年通过社会化的运作模式帮学校节省了经费。”刘海春透露，今年学校‘三下乡’活动总共花了20余万元，其中10余万元来自被服务的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和其他赞助商的资助，比过去大大节省。
大三学生冯嘉琪所在的17人下乡队伍就得到了某品牌“快乐篮球”公益项目资助的1万元下乡经费，“学校团委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项目可以申请赞助，我们就试一下。”
据了解，学校今年有6支下乡队伍凭借优秀的策划方案申请到了该项目的赞助，直接为学校节省经费约6.5万元。
考虑到要严格执行策划方案的全部内容，冯嘉琪下乡期间的生活相当忙碌。早上给放暑假的学生上兴趣课，有跆拳道、舞蹈、篮球、合唱、美术课等；下午走访农户，发放调查问卷，顺利的话4小时能完成10份问卷，少的时候只有五六份；晚上到学校图书室整理图书，将15000多册图书书目、编号等分类录入电脑，以便学校日后管理。
这个在深圳长大、从小生活条件优越的女大学生在四川山区足足待了15天，住在8人一间的农家宿舍，睡在用纸箱皮铺成的临时床铺上，每天带着花露水去上厕所，“感觉自己有一份责任，我们团队既然拿了人家企业的赞助，就应该把事情做好、做漂亮。”
“把社会化运作的一些手段用在‘三下乡’实践中，一方面能解决一些实际经费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对实践内容和质量的一种监督和提升，使学生的责任意识大大提高，他们会知道在社会上做成一件事、拿到一笔钱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最终的效果是真正实现‘多赢’。”刘海春表示，自己今后还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公益资助的申请，不断完善“社会化运作模式”，同时还要朝着理想中的“三下乡”活动模式——“社会化、基地化、项目化、课程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