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利益不能冒名国家利益
明明是针对个人的举报，却被上纲上线，扣上了“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侮辱、诽谤案件一般属于自诉案件，应当由公民个人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只有在侮辱、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公安机关才能按照公诉程序立案侦查。2009年3月19日，公安部下发《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以侮辱、诽谤罪立案侦查的情形：(一)因侮辱、诽谤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二)因侮辱、诽谤外交使节、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人员，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三)因侮辱、诽谤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其他情形。
然而，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备受舆论关注的因言获罪案，如山西“稷山诽谤案”、重庆“彭水诗案”，以及河南“王帅案”、四川“邓永固案”……都是本应自诉的案件，当地警方却越俎代庖，以“涉嫌诽谤罪”抓人。耐人寻味的是，被“诽谤”的都是地方官员或政府部门。对于违法乱纪现象，人民群众有知情和监督之权，无论其举报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无论其举报内容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偏差，都跟“危害国家利益”八竿子打不着。个别官员的私人利益，不能冒名“国家利益”。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权为民所用”。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公权力的使用，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个别官员的私人利益。
地方政府或个别党员干部如果被人举报有违法乱纪行为，有关部门应该查清事实，该还其清白就还其清白，该严肃处理就严肃处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党和政府的形象背黑锅。祭起“诽谤罪”的法宝来打击报复举报人，显然是盗用“国家利益”之名，行包庇纵容之实。
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的名义，来压制民意，既堵塞了言路，又践踏了法律。当老百姓被认定为“刁民”，他们向党和政府反映问题的正当权利被剥夺之后，做出的不理性行为常常使整个社会埋单。为了维护个别党员干部的利益，而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党和政府的整体利益付出代价——那才是真正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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