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举国体制与国民体质之争
11月27日，广州亚运会闭幕式，王治郅担任中国亚运代表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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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暑假，“胖墩减肥班”就开始红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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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亚运会落幕已经一周，但舆论中关于举国体制是否有利于中国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讨论并未因此停止。记者近日采访了几位学界人士，他们的共识是，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世界大赛上不断豪取金牌之际，中国大众体育发展的滞后和国民体质健康堪忧的现状，却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呈现明显的不对称发展态势，与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确实已到需要变革的时期，不过，要实现中国大众体育水平的提高和国民体质健康状况、尤其是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的好转，却不是单凭取消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就能达到目的的。促使整个社会对体育的价值观褪去功利色彩，从而恢复体育运动教育人、发展人的功能；促进政府对体育工作的政绩观从狭义的、“唯金牌论”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转变为广义的、以满足大众需求为出发点的大众体育举国体制，可能才是这场大讨论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完成历史使命的举国体制已不适应新时期的发展
“这场从媒体开始的对举国体制的讨论，是中国社会对体育价值认识有了进步的表现。”体育体制研究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袁旦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发展体育事业，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在国际赛场展示中国运动员的风采，同时鼓舞国民士气，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模式，举国体制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袁旦说。
这种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有针对性地发展竞技体育的做法，使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得以较快的速度跻身世界前列。
特别是在新中国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资格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中国代表团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夺得15枚金牌，到中国女排的“五连冠”，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正像袁旦所说，“60多年来，举国体制为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回想起五星红旗一次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国歌一次次在大赛中奏响，举国体制给中国体育带来的这种扬国威、振民心的效果，给予它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不过，随着中国代表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一周前结束的广州亚运会上大把大把地获取金牌，有关“举国体制是否还应坚持”的讨论在舆论中逐渐升温，“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体育本身的价值并不只是通过为国家、为组织获取成绩来体现的，通过体育满足人在自身价值实践上的需求，才是体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袁旦表示，“中国社会对体育价值的认识有了明显进步，相比几十年前，现在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有了巨大改变：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往的国际环境早已今非昔比，竞技体育被赋予的政治语境已大大减弱甚至不复存在。”对外而言，今日的中国已不仰仗体育赛事的金牌来证明自身的国际地位，对内而言，中国人也不会再为多得几枚金牌而豪气顿生或少得几枚金牌而耿耿于怀。
“举国体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体育体制却仍在走几十年前的老路，这已经产生了太多的负面影响。”袁旦表示。
竞技体育的小金字塔挤压了大众体育的发展空间
“中国并不是有谁在刻意限制大众体育的发展，但由于长期人为强化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并不断提高其地位，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实际上对中国大众体育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挤压作用。”体育学者、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总结起来，即公民的体育权益被忽视、社会的体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以及整个体育事业的社会效益不高。”
“从国际上看，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大众体育开展得都比较好。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之间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易剑东说，“但在中国，竞技体育的地位被人为地强化，于是就出现了竞技体育不能与大众体育对称发展的奇怪现象。”
“中国所得金牌的数字在飙升，但10多年来，全民健身的发展却被金牌的增长远远抛在后面。说金牌能带动全民健身是一种想当然的幻觉。现实就能说明：中国学生在中国的长项羽毛球、跳水和体操上的水平明显低于外国学生，中国学生中甚至连林丹、郭晶晶或杨威的影子都找不到。而美国的职业篮球水平高，老百姓打篮球的人多、打得也好；欧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足球水平高，老百姓踢球的人多、踢得也好。”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室主任金汕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仔细观察一下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大赛上最具夺金实力的所谓优势项目，除乒乓球、羽毛球之外，体操、跳水、举重、射击等，基本上都是没有群众基础的精英体育项目。而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田径、游泳和水上三个基础大项以及足篮排三大球，中国的实力却差得太远。“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功利化倾向，只求大赛的金牌数量，而不考虑不同项目之间社会地位、普及度和影响力的明显区别。”易剑东表示，
“非充分（普及发展）、不完全（项目种类）、未对等（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程度），这9个字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体育发展的特色。”
“在正常情况下，竞技体育都需要群众体育做基础，这也就是金字塔的塔尖与塔基的关系。”袁旦表示，“但因为中国功利化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中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是脱节的两个系统，竞技体育有自己的一个小金字塔，也就是从体校到专业队、国家队的梯队输送体系。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的主要精力和投入也就在这个小金字塔的营造和维护上，但这个小金字塔很难与由群众普及做基础的大金字塔相比较。”
根据2005年的统计，中国女足的注册运动员有2000多人，这还是加上了退役队员的数字。而同期，德国是3万多人，美国是5万多人。袁旦表示：“中国女足曾经拿过奥运会亚军，当时还被称为世界强队，但就算有这个大赛成绩，中国就能说自己是女足强国吗？同理，就算德国、美国没拿过世界大赛冠军，你能说人家就不是女足强国了吗？”
中国社会需要一次对体育真正价值的再认识
如今在大赛上豪取金牌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一旦丧失了举国体制这个法宝，可以预见，中国选手在世界大赛上的成绩必定会有较大幅度的下滑。金牌少了，老百姓会不高兴，这是很多人认为举国体制不能取消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老百姓能够真正认识到，体育的价值绝不是仅仅体现在大赛成绩上，而是与个人的生活质量有着紧密联系，我相信，就算是金牌少了，老百姓也不会反应过激。”袁旦表示。
“但眼下，即使对举国体制的讨论已经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袁旦指出，“在政府层面，要用面向大众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全面取代竞技体育的金牌战略，要用广义的大众体育举国体制取代侠义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但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不能指望体育界依靠自身力量进行，需要国家来决策。”
“如果取消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改革能够推进，那么竞技体育将由举国体制发展模式改为产业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模式，而大众体育、国民体质健康这一部分，也应被纳入政府的公共事业，由政府来扶持、发展。”易剑东表示。
最棘手的可能是学校体育的开展，这已不是单纯的体育界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于体育直到现在也没有被中国社会普遍认同为教育人和发展人的重要手段，体育如何真正与教育结合，仍旧是一个大难题。”
“在应试教育、学校责任过重等现实条件下，很多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避免出现学生伤害事故等麻烦，少开展甚至不开展体育活动，或以一种消极态度看待学校体育。但是，如果没有在青少年阶段树立体育运动观念和形成运动习惯，体育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成了空谈。”金汕表示，“中国青少年不断下滑的体质状况，无疑是催促中国社会尽快转变体育观念的强烈信号。”
对比中外青少年体育工作，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差异：在美国的一所学校，体操课上无论高矮胖瘦的学生都可参加，体操老师也一视同仁地指导每一个学生去体验这项运动，他们中可能会诞生下一个柳金或肖恩这样的奥运冠军，但更多的可能是多了这么一批学习过、喜欢过体操的普通学生；而在中国，体操课几乎不会走进普通学生的课堂，但一些年纪不大的儿童，却会提早被父母或教练领进少体校开始体操训练，向成为一个体操运动员的目标迈进。
“谁有这样的权力，决定一个还不懂事的孩子的一生？”袁旦说，“所以，可能只有中国在竞技体育领域还存在‘选材’的概念，这实际上就是对体育价值理解的最大偏差，体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运动技术的操作机器，体育是人的一种实践存在，它将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本报北京12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