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企业家呼吁“再造实业精神”
《中国企业家》杂志刘东华表示，新商业文明的价值观就是“先论是非，再论成败”；在驱动力上，就是“要从物质上把过去高污染的黑色动力，变成清洁环保的绿色动力”；从精神上，就是“要把过去一味追求利润、快感，转变为让利润承载责任，让成功富有意义的高尚动力”。
多数与会企业家认为，在这种新商业文明背后最根本的支撑要素，是企业家阶层能否“再造实业精神”。这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根本动力。
新一轮全球化要依靠“实体经济”复苏
“实业报国”不论在旧中国还是今天，可以说都是中国企业界的梦想。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并导致至今余波不断，这让中国企业家们对虚拟经济的危险性有了更多切身体会，进而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实体经济”身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过去很长时间，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实业，虚拟的部分是为实业经济来服务的。但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这个情况全世界都发生了变化，虚拟的部分膨胀得非常快，最后导致关系反转了，“实体经济反而成了虚拟部分一个工具，只不过是一个投资的标的物”，实际情况就表现在金融部门的无限膨胀。
在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产业根源”就是虚拟经济部分膨胀完全超过了实体经济部门能够支撑的程度。“就像一棵大树，树根不够发达，但是树冠非常发达”，时间一长就要死掉。他表示，如果下一轮实体产业的方向找不到，路线不能确定，投资家们无法确定哪一种实体产业是值得投资的，经济的情况就不会真正好转。
目前，美国提出所谓“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无论能不能做到，目标都是让虚拟经济这个“毛”重新附着在实体经济的“皮”上。对中国来说，虽然制造业基础不错，在个别产业上也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但总体看，中国的实体经济以加工贸易为主，而由于自主核心技术的欠缺和制造工艺水平的落后，仍然不能说中国的实体经济基础就很稳固。
有专家认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仍然是实业的复苏。今年，美国经过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放水”之后，失业率并没有根本改善，足见美国的实体经济复苏还是个“远景”。金碚建议，“中国制造”的企业应该向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的企业学习那种“匠性”，就是做一件事情要长久、做到极致，学习他们的精工制造，这样才能真正为中国经济打下扎实的实业基础。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董事长李福成对“资本时代的诱惑”感受很深。“金融投资利润率比实业不知道高多少倍，比如我们搞一次创业板投资，一下子可能利润就高了60~70倍。但真正搞实业的呢？净资产收益率如果能达到10%~15%，就觉得比较高了。”
由此他认为，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中国本土企业家要真正搞实业，就必须有点“实业精神”，如果经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搞实业将是“挺苦的事”。不过，他判断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给实业经济的发展空间很大，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机会很多。
有人问李福成，“是否做过房地产”？他表示，好多人都劝他做房地产，而且确实收益比较高，燕京也不缺资金优势，但房地产行业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人才优势，燕京并不具备，因此还是专注于做啤酒，而且要向国际市场拓展。显然，“实业精神”影响着李福成的战略判断。
实业是目标，资本是手段，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经济需要继续拓展实业的发展战略，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它更来自国际分工环境的现实考虑。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认为，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对中国企业的未来选择有很大影响。
目前，美国是“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日本和德国基本上是中高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已经完全转移到中国来。“假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真正能够像中国那样崛起，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那里去，我们真的就没有实业化了。”陈东升表示，从世界的格局看，中国不想搞制造业是不可能的，而关键要向中高端制造业迈进，这才是更多中国企业的未来的“创业梦想”。
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则认为，中国同美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全球分工地位不同，因此中国在强调发展实业的同时，一定“要小心金融创新不足”，在中国金融产业反而是“一个朝阳产业”。
他表示，当下，中国经济要转型、要调整，要寻找所谓“内需的动力”，就必须强调服务业的发展。而在这里面，金融服务业严重不足。去年，中国总的贷款规模是9.5万亿元，但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包括发股票、债券，总量只有8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直接融资量不到整体融资量的1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来讲直接融资量要占总体融资量的50%~60%。“企业要发展，主要是向市场要钱，而不是向银行要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去做PE，想去做基金。”
实业是目标，资本是手段。这两者并非对立关系，在正常的经济运行中更多应表现为“统一”。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早期把电脑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如今又专注于从事投资，他对实业和金融之间的互动有更实际的体会。
他表示，自己是先做风险投资，成功之后做股权投资，现阶段是投资赚的钱又转回来，做饮料、煤化工、现代服务业等实业。他的经验是，要有做实业的基础再来做资本，才能保证投资的成功率比较高。而投资收益最终还是要大力发展实业，必须形成这种良性的循环。
柳传志的观点与陈东升达成了一致，就是在当下，中国经济“虚拟要发展，实业也要发展”，二者不能偏废。
有人问柳传志，现在中国实体经济环境不好，很多企业家把钱拿出来去运营一些虚拟经济，这是不是对中国经济的一种伤害？柳传志回答，只要愿意把钱拿出来投资，对经济的发展都有好处。但对企业家本人来说，必须看到风险的一面。他举例，比如说投资买股票，股票一下子涨了那就叫资本，结果股市垮下来了，人们才知道股市有风险。现在，看到投资有回报，很多人认为只要企业IPO能上市就能赚钱，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也给了人们一些教训。他认为，巴菲特投资的原则仍然很有启示：投资人要选择好行业里的好企业，在低价时买入并长期持有，心里别浮躁。其实，这已经是在用“做实业”的心理去做投资了。
在微观层面，能够处理好实业和投资的关系，对于企业家意义重大。这就如同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必须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一样。柳传志说，企业家既要做好“低头拉车”这种企业发展和管理方面的事，更要时不时“抬头看路”，对经济大环境和大趋势有所把握，因为方向弄错了很危险，就不可能又快又稳地“拉好自己的车”。
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一条重要经验。有专家认为，对中国来说，发展服务业是目前优化结构的重点内容，让一些具备条件的制造企业不断延伸领域，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优质企业可以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整体竞争优势，这才是中国企业成为世界顶级企业的卓越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