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公司怎么掏空患者腰包
玛西娅·安吉尔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主编，写作此书时在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就职。在美国，她是健康政策和医药伦理领域内知名的专家，以对医疗保健系统直言不讳的批评著称。《时代》杂志曾将她提名为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人之一。
制药业是与人关系最为紧密的产业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曾几何时，它以关爱生命和锐意创新赢得尊重与信任。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制药业逐渐蜕变为巨型的市场营销机器，而它营销的重点人群无疑是医生，干这种事的人被称为医药代表。
在世界范围内，医药代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职业，尽管他们的活动仍多不为人所知晓。安吉尔称，在美国，制药公司派出了88000名销售代表到医生的办公室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分发免费试用品，还有许多给医生个人的礼物，同时吹嘘自己公司的产品。这是一支非常高效的队伍。他们在每一所稍具规模的医院里徘徊，寻找机会与医生搭话，送出各种各样的礼物来为他们的工作铺路。医生们很快就招架不住这种攻势。
除了在医院，医药代表还会出现在学术会议上，甚至可能进入手术室和准备室中。病人通常会将推销员误当做医生——当推销员对治疗提出建议的时候，这个误会就更深了。例如，《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案例。当做完乳腺癌的化疗之后，她去见医生，发现诊室里有另一个男人。医生告诉她这个陌生人正在“观察我的工作”。直到后来她才知道那个人是强生公司分部的药物推销员。
在制药公司那里，医生可能得到非常昂贵的礼物以及“罕见的尊重”。《今日美国》的一篇社论写道：“圣诞树，华盛顿红人橄榄球队比赛的免费入场券，顺带有香槟接待酒会，全家到夏威夷度假，大把的钞票，这些礼物可能会使公共官员和政府承建商脑袋里充满‘受贿’的红色警报，但是，很多医生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收下了这些令人下巴都要掉下来的礼物。”
如果只是赔笑、送礼，那么这个行业的营销不免缺少技术含量。事实上，决不至于此。
不管在哪个国家，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被要求在执业生涯中接受后续教育，以保持他们的行医资格。这项要求十分严格，并且教育必须由鉴定为合格的机构提供。“谁为这些教育付费呢？你也许以为是医生为自己的后续教育付费，因为其他很多职业都是如此。你错了。2001年，制药公司支付了后续医药教育60％的费用，并且这个比例后来还在不断增大。”安吉尔写道。
制药公司在医生的“教育”活动上表现得异常慷慨。这种教育通常是双向的。公司向医生提供信息，医生再向公司反馈信息。但是，钱却是单向的——从制药业流向医生。医生可以以“咨询师”或是“建议者”的身份受邀去豪华餐厅参加晚宴，或者去奢侈的地方公费旅游。医生听完演讲者的发言之后，只需谈几句他对公司的药物或广告推广活动的看法即可。
不过，对于领袖人物，小恩小惠就不起作用了。这些人通常都是著名专家，他们在医学院或教学医院工作，撰写论文并编辑教材，还在医学会议上做演讲——所有这些活动都会极大地影响他们所在领域内药物的使用。制药公司给他们大量的便利条件，邀请他们担任公司的荣誉咨询师和演讲者，为他们到豪华之所参加会议付费，表面上却假装是为了听取这些人的建议。实际上，思想领袖通常都是临床医生，他们是在药物被开发出来之后才研究药物的。他们能给制药公司带来的利益只不过就是说服其他更多的医生开处方罢了。
毫无疑问，制药公司不是散财童子。这些费用是要纳入成本里而由别人来承担的——每一个拿到处方的患者。安吉尔给了个数据：2001年，患者因为这种销售推广活动而承受了30％的药价涨幅，大约191亿美元。这才是游戏的本质。
美国已经对医生和制药公司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变得警惕。美国卫生与公共事务部的总监察长办公室提出了一项警告，给医生赠送巨额礼物可以按照“反回扣法”来量刑。这些警告对极端行为有所威慑，但是“指南”的执行是自愿的，甚至警告本身都充满了法律上的漏洞。
在一次臭名昭著的案件发生后，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发布了与美国医学会相似的自律性“指南”。“指南”规定赠送给医生的礼物价值不应超过100美元，并且要求礼物应当与疾病治疗相关——例如书籍等。对此，安吉尔质疑颇多：该指南并没有规定赠送礼物的频率。它也没有告诉我们，既然这些礼物的成本最终都要算入药品价格中去，为什么还允许制药公司向医生送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