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老翁求学记

    在北大或清华的校园里，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身影：他背着破旧的双肩包，手拎英文报纸，正用贵州口音的普通话讨论学术问题，甚至正用蹩脚的英文与“老外”大声交谈。若不是那秃得发亮的头顶，恐怕不会有人相信他已经69岁了。

    这就是被称为“花甲状元”的李文超。2001年夏天，60岁的他搀扶着88岁的老母亲，在母亲目光的护送下，走进了高考考场，和比他小40多岁的年轻人同场答题。最终，他得到286分，在当年全国10名60岁以上的高龄考生中名列首位，被贵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破格录取。

    尽管“基础薄弱”，李文超却是班上最勤奋的学生。新生军训,李文超一次没落下,和20来岁的年轻人一起，3000米照跑。军训结束后,他还被评为“优秀学员”。读起书来，李文超更是不含糊。他从不翘课，几乎每节课都要抢着坐在最前面。每逢周末,别人在休息,他却在泡图书馆。

    大学毕业时，李文超已经由原来的最后一名上升到全班第19名。但他还是不甘心，想读硕士学位。于是，他一边旁听文学院的全部研究生课程，一边报名参加考试。5年中，他考了5次，最好的一次考了313分，但因英语成绩太低没被录取。今年11月初，李文超与家人一商量，决定放弃考研，直接进京“读博”。

    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李文超在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园里找了间四人合住的地下室。房间不到20平米，左右靠墙各摆着两张不到一米宽的床。房间里飘着烟味和久不通风的霉味。

    一个月退休工资2030元，李文超都用来解决吃住，应付生活。他很少去食堂吃饭，通常只在马路边吃一碗5块钱的素面，或者5块钱的粉条。有时，他甚至只花5毛钱吃一个馒头，或者花1块钱买一个茶叶蛋。

    现在，李文超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旁听博士生课程。他不在乎什么专业，只要有时间，他愿意旁听任何专业的任何课程。

    从住处步行到清华东门，李文超要花近半小时，再到上课的教室还要20多分钟。在他手写的课程表上，从周一到周五，除周三仅晚上有课外，其他日子的白天都被安排得满满的。

    听课时，李文超几乎一字不落地记下老师的每一句话，有时一节课要记十多页笔记。因为记得最全，每到考试前，他的笔记就成了同学中的“抢手货”。

    “小时候爸爸经常教育我，中国人讲究耕读为本。会写会算就算本事，有本事才能活好，才能脱穷。”他说，“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读书成为我的本分，深入灵魂。”

    高中毕业后，李文超曾当了一年代课老师，后来赶上贵阳铁路分局工务大修段招工，他就去当了工人。正因为有文化，3个月后他被调到大队机关做文字工作。李文超意识到，正如父母所说，知识改变了他的命运。从此他坚定了信念：将学习进行到底。

    不过，当退休后继续学习时，李文超却越来越觉得读书是件轻松的事，因为它能带来“认识的解放，思想的升华”。他的口头语是，“学习已经成为目的本身”。

    每当有人夸他一点都不像年近70岁的老人时，李文超总是哈哈大笑：“读书使我身心轻快，我觉得自己很年轻。”

    在李文超的带动下，老伴儿徐长虹也在48岁时拿下了省党校的经济管理文凭，大儿子有三个大学文凭，二儿子也有两个大学文凭。

    尤其令李文超高兴的是北京的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善意。开始时，周围的同学对他还有些好奇，几次课后便与他熟悉起来。很快，李文超的贴身记事本上多了不少同学的联系方式。而对陷入恋爱困境的同学，他还常常充当知心老大哥，被同学称为“超哥”。

    如今，李文超最大的遗憾是，由于没有学生证，他从来没能进入北大或清华的图书馆，也没好意思托人借过里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