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 我很幸福
经常有人问我：出国维和8个月，你付出那么多，甚至经历了生死考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在万千感慨中，我更乐意回答：我很幸运，我很幸福！
我出生在湖北农村。从战士到团长，我没经历过浴血作战、救灾抢险这样的大任务，是在一个个难以引人关注，甚至无法载入团史、营史的小任务中一点点干过来的。2008年年初，我当上了团长。到任第8天，上级就下达了维和任务。就像子弹渴望爆发，为了走上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战场，从入伍起，我已经等了21年！我非常珍惜这样一个机会。按联合国规定，出国维和应该留下遗书。我没写，我说：“一个字也不留，不管站着，躺着，都值了。”
出国前，国防部组织维和分队骨干集中培训，第一堂课，教员讲的就是维和军人的牺牲奉献，当投影幕上播放出刘鸣放、雷润民、杜照宇等维和勇士的遗像时，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维和任务期间，我的体验，虽然不是每时每刻都笼罩着战火的硝烟，却时刻面临着凶险在刹那间发生的考验。虽然不是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却每天都在危机四伏中打拼。在利比里亚短短8个月，联利团为遇难维和军人举行的送行仪式，我们就参加了5次。
我印象深刻的是，帮助原始森林里的甘巴村修通了一条进出路，绥德鲁市市长当场把它命名为“中利友谊路”，那是利比里亚唯一一条以两个国家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我们洒下汗水，浇灌出的是和平之花；我们倾注心血，培育出的是友谊之树，我们用实际行动让纯朴的村民们知道，在那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
回想那8个月，我之所以敢打一场又一场的攻坚战，主要在于我的身后，有一支忘我拼搏、万难莫挡的团队，他们始终支撑着我、感动着我、激励着我。我的维和队友中有一名卫生员叫程全波，我们出征那一天，他的女儿正巧出生。没有见到女儿的第一面，他盼着和妻儿早日团聚，特意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早早”。每天施工回来，程全波都要在台历上画一笔，他说等把2008年台历画满了，就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早早了。但刚刚画到第51天，程全波就再也没有画下去。他从亲人的电话里得知：他的女儿患脑膜炎，在送往医院时夭折了。女儿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医生说，如果早来5分钟，孩子或许还有救。程全波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整整一晚上，他都不停地责备自己：“如果我能陪伴在女儿身边，就会早点发现女儿的病情；如果我能抱着女儿飞跑，那5分钟就一定能抢回来！”他在女儿去世那天的台历上写下：“对不起，早早，是爸爸不好，希望你在天堂里健康成长，爸爸永远爱你。”第二天，程全波又背着药箱，默默地走进了出发的队列里。我也身为人父，我和程全波痛彻相连。如果真的能换回小早早，我情愿拿出我的一切！
维和的业绩，饱含着士兵的牺牲奉献；团队的荣誉，凝结着官兵的心血和汗水。当圆满完成维和任务，我带着274名官兵在首都机场着陆时，战士们为回家流泪，我为战友们自豪。
回国第八天，一纸胃癌晚期诊断书，震惊了家人和战友们。我想，人总有一死，就算不能重于泰山，能够为和平而战、为“公心”而死，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没有倒在任务完成前，更是幸运，我知足了！但我实在感到有点亏欠母亲和妻儿。想起母亲，我尤其难过，守着北京这么近，我只陪她去过一次。为了省钱，她一个公园也不进，就到门口照张相，说啥也不让我买门票。回到老家，还拿照片给乡亲们看，说：“看我儿子多孝顺啊，带我把北京都转遍了。”
最难忘，在我住院治疗期间，胡主席作出批示，向我表示亲切问候，要求安排精心治疗；军委、总部首长亲自到医院看望慰问我。得知胡主席批示的那一刻，我的心情万分激动，眼泪夺眶而出。我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我知道，这是胡主席、是祖国人民，对广大维和官兵的亲切关怀和深情牵挂。在我个人，这更是战胜病魔、赢得新的战斗人生的巨大鼓舞和力量。
化疗没结束，我就换上军装，赶往野外驻训场。回到了战斗的岗位上，我特别激动，我的战场就在这里，我的生命就在这里。
12月16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但对我们，却是又一个光荣而神圣的日子，我的战友们又将飞往西非那片熟悉的土地。虽然这次，我不能与他们并肩战斗，但我相信，我的战友们一定会牢记使命、顽强拼搏、再立新功。请祖国人民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