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太空布局“中国棋子”
孙家栋多次去西昌。无数次的奔波，让双流机场检票口的值班员对这个面孔太熟悉了，所以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分外热情。
孙家栋这次去“月亮城”，是坐镇指挥北斗导航系统第七颗卫星上天。
“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
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多个航天器中，由孙家栋担任负责人的就有34个。
“我能在航天方面做出一点成绩，说来其实有点偶然。”孙家栋说。
这位航天专家的学习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他学过土木、汽车，1951年，他被选送到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专业是飞机设计。
在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七年里，孙家栋各科成绩年年是优秀。1958年3月，年年保持全优的孙家栋，获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斯大林奖章”——那一年，全苏联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总共只有13名学生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1958年4月，孙家栋登上了归国的列车。“我在苏联学的是飞机设计，当时并没有考虑更大更长远的目标，就想着回来后在空军好好工作。”
但是，孙家栋没能实现造飞机的宏愿。
其时，中国正在谋划发展导弹事业，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急需技术人才。孙家栋二话不说，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
一无设备，二无资料。当时发展导弹事业可谓一张白纸，两手空空。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孙家栋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
那就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孙家栋跟着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搞了9年导弹，并且由导弹总体设计员、总体组长、总体设计室主任一直升任为总体部副主任。其间，中国导弹、核导弹先后研制成功，孙家栋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导弹专家。
1967年7月29日，一个炎热的夏天。孙家栋正在办公室伏案进行导弹设计。
一道调令，让孙家栋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中央决定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孙家栋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且建树颇丰的领域，担当起卫星研制的重任。
这一次，孙家栋一干就是40多年，再也没有离开过。
1967年的中国，正值“文革”爆发之初。风雨飘摇中，孙家栋接过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技术总负责人的担子。
此时的孙家栋，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种种难题，更有政治风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曾经留学苏联，又因为爷爷是“富农出身”，孙家栋的压力比一般人更大。
“东方红一号”研制后期发生的一件事让孙家栋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佩戴毛主席像章蔚然成风。许多单位把研制的卫星仪器也镶上毛主席像章。多了这些像章会使卫星超重，从而降低卫星、火箭的可靠性。要拆下这些像章吧，又怕成为政治问题。孙家栋为此苦恼不已。
1969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孙家栋随同钱学森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研制情况。要不要提像章的问题？孙家栋很犹豫，他必须对卫星负责，这也是对国家负责。
思虑再三，孙家栋决定向周总理直言，像章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周总理指出，不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你们看一看，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没有处处挂毛主席像章。回去以后，孙家栋传达了周总理的原话，方才解决这一棘手难题。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太空响彻《东方红》，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得知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刻，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孙家栋顿时感到浑身疲惫无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探月热潮的兴起，我国也于2004年启动了“嫦娥一号”探月工程。
在此之前，中国的卫星最远只到过8万公里的太空，而月亮离我们有38万公里。此前我们所有的卫星，都只需要考虑地球和卫星之间的运动关系，而探月需要考虑地球、月亮和卫星三者之间的运动关系；加一个变量，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时年75岁的孙家栋，接下了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了。他该得的院士、‘两弹一星’奖章都得到了，却仍冒着极大风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由衷地赞叹说。
对此，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孙家栋的老伴魏素萍回忆说，搞“嫦娥一号”时，孙家栋经常半夜走到凉台上，仔细地看着月亮在天上慢慢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工程技术方案。“有时他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折腾得我也睡不踏实。”
2007年11月7日，“嫦娥一号”成功实施第三次近月制动，顺利进入环月轨道。
这一刻，北京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他是了不起的工程大总师和战略科学家”
一枚蓝色的小徽章常年别在孙家栋的外衣口袋上。这枚徽章如一角硬币般大小，图案是三个同心圆包着一枚火箭。“它象征着中国航天，那三个圈代表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就是飞行器进入太空、离开地球和离开太阳系所需要的最小速度。”孙家栋抚摸着徽章说。
“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意味着我们从第一个圈到了第二个圈。”孙家栋笑笑说。
从第一个圈到第二个圈，不仅标记着中国人迈向深空的脚步，更标记着孙家栋不平凡的航天生涯。
“孙家栋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既是一位善于协调各种技术问题的工程大总师，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能确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嫦娥一号”工程卫星系统总设计师叶培建院士说。
无论是40年前的“东方红一号”，还是3年前的“嫦娥一号”，抑或是尚在实施的北斗导航工程，孙家栋均显出卓尔不凡的协调能力和战略眼光。
当年的“东方红一号”，孙家栋实际上是半路接手的——早在1958年，中科院的同志就开始制订方案，开展了大量的研制工作；到1965年中央批准正式立项，已经做了好几年。
孙家栋回忆说，因为中科院搞的那个方案内容太多，太完善了，以那时的技术条件，要保证工程实现是十分困难的。以小小的插头为例，那时国内连有二十几个插针的专用插头都生产不了。
孙家栋接手以后，与一些老专家研究，把卫星研制计划分为两步走，即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解决了有无问题的基础上，再研制带有探测功能的应用卫星。
随后，孙家栋大胆地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简化，比如，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技术不成熟，那就用银锌化学电池；姿态控制部分做不好，那就只保留姿态测量用的红外地平仪和太阳角计。
“当时‘东方红一号’在技术上就四个要求：‘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孙家栋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它的确太简单了，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能上天本身就很不容易。”
用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最有利的配合，制订出最可行的方案，保证获得最好的结果，这是长期作为工程大总师的孙家栋孜孜以求的目标。
如果把中国发射的诸多卫星比作棋盘上的棋子，那么，孙家栋就是最重要的棋手之一。作为布局者，他不仅布下了众多“棋子”，更想到了今后多少年在何处落子。
2005年10月，“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获得圆满成功后，探月工程成为中国航天新的热点。作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孙家栋，肩上的压力比谁都大。
2007年10月24日18时5分4秒，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随着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嫦娥一号”成功开始了奔月之旅。
此时的孙家栋，心中所想的是更长远的战略——
绕月只是第一步，以后我们的探测器还要能落在月球上，还要能返回地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派宇航员登上月球，实现中国人的“登月”梦想。在这以后，我们还要在月球上建立驻点……
这就是月球探测计划的“小三步”（探月阶段的“绕、落、回”）和“大三步”（“探、登、驻”）。
“嫦娥一号”圆满成功以后，孙家栋卸下了“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担子，让年轻的同志来续膺重任，但他仍然担任工程高级顾问。
他依旧无法“安享晚年”，他仍然担着国家另一重大科技专项——北斗导航工程总设计师的责任。
“很多人说，GPS导航系统精度高，免费用，我们何必再去搞‘北斗’导航？”孙家栋说，“现在是和平时期，你可以用GPS；万一有个风吹草动，GPS用不了怎么办？俄罗斯在搞‘格洛纳斯’导航，欧洲也在搞自己的‘伽利略’导航，‘北斗’是事关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对于北斗导航工程，孙家栋也有一个“三步走”规划——第一步，先发射几颗试验卫星，建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第二步，2012年以前发射12颗星，覆盖亚太地区；第三步，到2020年左右，共发射30余颗星，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
“这样分步实施，先把系统建起来，再逐步完善，非常合理。”叶培建说。
闲不住的孙家栋，始终在思考中国航天的未来。
“如果身体可以的话，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航天员登上月球，能看到中国的深空探测器飞到火星去。”这位81岁的老人语气中满是期盼和祝愿。
2010年1月11日，凭着自己在航天领域的杰出成就，孙家栋获得了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但这位航天泰斗从来没把自己看得与众不同。
在航天大院里，他与其他年轻同志一样排队打饭；别人让他往前面排，他总是笑着摇摇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