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关员与水客不断上演猫鼠博弈
人们把活跃在罗湖、皇岗、拱北等口岸的这个特殊人群，称为“水客”。
今年下半年海关总署部署的打击水客走私的专项行动中，依然有不少水客顶风作案。12月初，一名女水客，用透明胶带把手机层层绑在自己腰间，一次就携带了85部手机……水客冲关的新闻也屡见报端。海关与水客间，怎样博弈？其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水客屡禁不绝？
近日，本报记者在深圳进行了调查。
猫鼠对抗：水客不是水货的所有者
每天监管众多进出境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既要加速验放，方便旅客，又要严格把关，打击“水客”蚂蚁搬家式走私，保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失，这是海关关员的职责。
而水客团伙，对于市场以及内地紧缺商品的需求非常敏感——深圳市场上缺少什么，香港有什么货带过来能赚大钱，他们心中都有一笔明细账。内地对某些商品一有需求，他们立刻蠢蠢欲动。只要有利益，就会有博弈，海关关员与水客之间，一直进行着大规模的猫鼠博弈。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水客们最基本的对策就是蒙混过关。在深圳罗湖海关，每天有25万人次进出，被称为“天下第一关”，也是水客的第一过关选择，“罗湖关口人多眼杂，很容易蒙混过关”。
甚至，还能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水客一群一群背着包在上水和罗湖站里集结。借着人流，一下子涌过深圳的关口。虽然其中有一两个人被叫停，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趁乱冲过了海关。
为此，罗湖海关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对策，自主设计研发出了一套旅检分检通关系统。这项技术可以自行分检大件行李旅客、小件和无行李旅客。水客就被分流到大件行李通道查验区，集中处理。
但是，针对这项技术，水客们迅速找到了应对策略。他们不带大件行李，却在过关水客宽大的外衣里，用精巧的手段绑藏上要带过关的商品。比如，一个人身上可以绑藏65部手机。水客们大多选择利润大、体积小、容易带过关的电子产品，同时，还对身份和外貌进行巧妙的装饰。
12月2日，罗湖海关查获的案件中，14名香港女子就身穿宽松的师奶服、打扮时髦，手提挎包，结伴向海关而来。但是，其中一名女子还是引起了正在监控的海关关员的怀疑。经过电子仪器扫描和其他取证，这个14人的团伙身藏300多台Ipad电脑和手机，案值达90多万元。
从25万人次的人流中找到一个个水客，像大海捞针一样艰难。有一天，23时30分，罗湖海关旅客进出境通道仍然灯火通明。一名由香港来内地的中年男子，背着背包若无其事地经海关无申报绿色通道入境。当其走到海关行李机附近时，神情显出了异样，步伐也加快了，并有意绕开行李机。这名男子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瞬间表情和异样举动，被火眼金睛的海关机动队关员尽收眼底。
被机动队关员拦下来接受检查时，这名自以为已经过境的香港旅客的背包中有700根512MB的内存条，被初步估价20万元。
还有一次，罗湖口岸旅检现场，关员对一名50多岁的男旅客携带的物品进行常规检查。刚开始，这名男子神情有些慌张。善于察言观色的旅检关员心里有了底——行李袋中有猫儿腻。于是，在其衣裤袋、行李袋和奶粉罐中，相继查获手机用摄像头6130个、IC芯片2000个，初步估价19万元。
将应税货物作为行李物品携带进境，且故意闯关，自然属于走私行为。但海关在调查时发现：这些旅客并不是真正的货物所有人，而是为了赚取带工费，帮人携带物品过关的“水客”。
组织严密：水客团伙“管理战略”升级
在这一场猫鼠博弈中，水客们在暗处，海关在明处。但常年打击水客走私行动的海关缉私局却对水客团伙的作案手法并不陌生。
记者从罗湖海关缉私局了解到，近年来，水客团伙的作案手段逐年在升级——越来越呈现公司化、行业化的形式，组织越来越严密。
例如，水客们之间都有惯用的行话、暗语。像发货商叫“庄家”，团伙水客头叫“老板”，小水客头叫“组头”，普通水客叫“脚”，采取人身绑藏的水客则称为“绑匪”。而负责在口岸查验通道后面望风看水的叫“天文台”、“雕”。而被深港海关查了叫“中了”，水客携带货物过关叫“走货”。
同时，水客团伙还有行规，如逢星期日不开工，且多在下午三四点收工等。
另外，水客团伙的作案流程也非常专业，从招募水客，分配带货、过关、移赃、出货，都有一套。打个比方，如果在深圳有客户需要“走货”时，多是先到香港组织集中货源，再到香港口岸叫“快餐”，就是联络职业水客团伙中的“水客头”，再由他们雇用若干个“绑匪”水客，只需提前一日通知带货地点。到约定时间，水客头用大巴拉水客到约定地点，登记分配发货，一人绑藏70至100部手机，分批次三三两两过关，交给在深圳口岸附近的接货人，如此来回“走货”，水客一般一天走私6到10次。
针对战略不断升级的水客团伙，罗湖海关也加强了各项应对措施。比如，采取待调查做法，增加水客的走私成本，为并案处理提供条件；开展打击水客专项行动；安排执勤武警进驻充实一线监管力量，实现入境旅客行李100%机检等。
据了解，经过这几项措施的综合治理，一度使活跃在罗湖口岸的水客降到了1000人左右，这也让罗湖海关有时间和精力连续破获了两起案值千万元的水客团伙走私大案。
关口反复细致甚至枯燥的查验，往往是获取重大案件线索的突破口。2008年7月，13名穿着臃肿的过境者引起相关联检部门的注意。检查人员在这13人身上共搜出走私入境的品牌手机1004部，每人平均身绑手机77部，当日核定走私手机涉案价值就达178万余元。顺着这条线索调查，挖出了一个“继厦门远华走私案、湛江9898走私案后，史上全国第三大走私案”，当年轰动全国。
该案件中的被告黄晓凯在深圳市华强北以“凯奇”商铺作掩护，招募以其家乡人为主的骨干成员，在香港、深圳设立走私据点——有人专门负责将订购的手机拆分成主机和配件后，由雇请的一大批“水客”，以人身藏匿等方式走私入境，配件通过物流公司走私入境。入境后在深圳华强北销售。仅仅两年间，从香港走私入境的品牌手机共计5261960部，价值人民币78.4亿元，偷逃应缴税款达11.39亿元。
铤而走险：水客走私利用法律空白
实际上，不仅是职业水客，一些来往两地间上班、办事的普通职员和市民，也加入了兼职水客的行列，更加大了打击水客走私的难度。
由于工作原因,朱先生每周都要往来于香港和深圳间，看到“水客”业务没有成本却有利可图，他动心了。今年6月，朱先生做了第一单生意，此后每星期去香港几乎都不空手而归。带货费一般是货物价格的20%,单笔业务最少也能赚100元。“我一次只带一两部iPad或者iPhone过关,如果是一些日用品,查得松,就会多带些。跑到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
代购行业也有人连打擦边球——“别带手机出去，到香港买个iPhone用着回来”，“出去拎个塑料袋，回来直接把LV背回来”……论坛上，不少网友面对海关目前严查的状况，纷纷给“代购”出主意，试图通过伪装成“自用物品”顺利过关。比如，让包装盒物品分离，包装盒单独打包邮寄，而商品则以自用的形式带回来；大包裹分拆成小包裹分别寄回来；或者直接让柜台营业员小姐带货过境。这些灰色的代购利益链也壮大了水客群体。
据罗湖海关测算，水客日进出境次数平均在10次左右，单日进出境最高次数达32次，有的水客差不多30分钟进出境一次。水客群体隐形壮大不仅加大了其他旅客的通关成本，也给海关带来了额外负担，因为海关对水客的每一次违法行为，都要严格依法定程序和要求处理。
罗湖海关办公室余主任告诉记者，海关工作的四大职能——监管、征税、打私、统计，从重要性来说，打私只是其中位列第三的工作，而打击水客更是打私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却占据了罗湖海关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在罗湖海关，工作人员只有160多个，就是连轴转一天也只能查验3万人，其实只占据整个通关人数的1%而已。
她向记者坦言，水客问题其实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一直存在，光靠海关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治理的，需要边防、公安、海关联合起来才行。比如，能否实现海关与边检部门共享旅客通关实时信息、实现由海关通过证件阅读机自行采集旅客实时通关信息、实行小通道、卡口式管理；而大部分“水客”是香港、澳门居民,这又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海关总署缉私局副局长朱峰近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法律的滞后是让水客们有恃无恐的一大原因。
据了解，海关现行的规范性文件，多为上世纪90年代制定颁布，多年未曾修订。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与目前的情况已经相去甚远。与水客治理紧密相关的短期多次往返旅客监管法规一直空白，使得海关在打击水客走私方面缺乏足够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甚至面临无法可依的窘境。
我国法律规定，个人走私普通货物偷逃税额达5万元，才构成刑事犯罪。熟悉海关法律的水客就是钻了这个法律空子,每次走私偷逃税额均控制在5万元以下，让海关望“水”兴叹。
在水客走私被发现后,按现行海关规定,水客可以选择对物品补交税,或者是退运。而如果水客选择退运,就没有任何经济损失。大多数的水客还会第二次、第三次地换人、换方式把货带进来。
也就是说，水客们带的货品往往都不够立案的标准，现有的退运、没收、罚款等方式对带货水客影响有限，大部分水客不仅不承担没收和罚款损失，多次受到行政处罚的职业水客在进出境资格和海关监管方面受不到任何限制。
另一方面，治理蚂蚁搬家式的水客走私也面临着一个日益激增的市场大环境。从另一种意义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
据统计，中国出境购物消费每年达30多亿美元，而且一直呈上升趋势。价格差的存在是导致水客激增的重要原因。水客们看准这个空间，为那些不能经常迈出国门的人提供“便利”。“如果内地能彻底放开市场竞争，价格自然会降下来，水客自然也没有了生存空间，要根治水客,就要先根治‘水货’这个大的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