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搅局之后
网上一片欢呼，欢呼《让子弹飞》盛大降临，似乎唯一的争议只剩下：姜文的王朝是否就此开始？
多年来中国内地电影市场被闷在“张冯陈”的格局里打转，媒体与公众早已有些不耐烦。一如上世纪90年代沉闷得惊人的四大天王时代香港娱乐圈拼命呼唤“第五天王”，姜文也就被视为中国电影破局的唯一可能。
《让子弹飞》的预告片得意洋洋地展示着昆汀·塔伦蒂诺的评语：“中国最有才华的导演！”多少双眼睛盯着“最有才华”的加冕，而我的注意力只在“中国”两字上。
姜文的才华毋庸置疑，但有才华的姜文也活在中国。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人际关系，先把人际关系整明白了再去抒发才华。尤其像电影这种太需要合作与妥协的东西。想要成为搅局者，艺术性、票房、话题争端，三者缺一不可。广电总局电影局的晚会电影最终选择了《赵氏孤儿》而非《让子弹飞》，但至少，姜文终于成了选择之一。而票房，这块姜文电影从前唯一的软肋，也将被《让子弹飞》装上护甲，让这个搅局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重新设定忠义堂上交椅的位置。
问题是，针无两头利，或者像有人说的“好东西不会有那么多知音”。单以影片论，《让子弹飞》好处是保持了姜氏影像的凌厉风格，让人失望的是影片不再那么浑成，变得一节一节一段一段，形散神不散一转为形散神也散，更像一场术士的炫技，吞剑吐火爬天梯，无奇不有，又像是姜文为戏剧学院上的小品演示课。影片叙事的内在动力却变得隐约难明，汤师爷死后，影片突然从川剧式的乱弹谐闹变成了群众运动的显豁寓言，荒诞书写的不彻底，又让人看见了“最有才华”前面的“中国”二字。
中国内地导演喜欢往电影里放太多个人思索。看上去是像模像样的“作者电影”，却总是导演一思考，观众就发笑。这种拍摄习惯，来自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烙印，也来自戏剧、电影的举国体制——即此而言，冯小刚与贾樟柯的早期电影算是异数。一旦你被局中人承认了地位，从搅一个局变成了攒一个局，悖论就产生了：逼迫导演妥协、放弃与融合的外部压力越大，导演反抗、叛逆与表白的动力就越强，最后演变成乱哄哄的翻煎饼场面：你不让我翻，我偏要翻，还要翻出花式，大家围观的也是翻不翻与怎么翻。煎饼用的是面还是米，花生油还是菜籽油，倒成了照片中的模糊背景。
坦白地说，电影在中国，承担了太多的话题功能与社会情绪。所谓“话题电影”，就是投资大小、演员阵容、导演风格、原著流传、边缘绯闻全部成为社会话题，而电影变成了一道话题的社交门槛，在这一个月内，你要没看过这一部或几部电影，你都没法跟人聊天。这种状态，为中国内地所独有，它将一时间的电影资源甚至舆论资源全部集中于区区一至三部电影。电影与导演被放大的伟大之后，是时代的弱小与卑微。
由此观之，姜文的搅局，不是破局，而是另一人的入局。《鬼子来了》没能公映，《太阳照常升起》无法成为话题，但《让子弹飞》能，全能。生于1963年的姜文，与生于1951年的陈凯歌、生于1952年的张艺谋、生于1958年的冯小刚，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陈凯歌用人性消解道德，张艺谋用华美闪躲权力，冯小刚用人情化约现实，他们的执迷不悔，与姜文固执地用狂热重述近代史与当代史，表现英雄落寞与庸众狂欢，不都是在反复思考同一个主题，抒同一种情，唱同一首歌？
而市场与观众又不容你像小津安二郎那样机位固定至死，毫无变化。当我们退后几步，重新打量这场派对的旧主人与新面孔，他们的手势变化万端，妖娆多姿，有时满斟旧酒，有时频换新瓶，变出来的却还是鱼缸、兔子和扑克牌。
你要了解，这是一个扁平的时代。扁平的时代不需要真正的棱角，扁平的时代小聪明比大智慧更受欢迎。小聪明没什么不好，但当小聪明被错位放置，被演绎成了大智慧，演者与观者都沉溺于表面化的深刻、贫血的纯情与自渎式的狂欢。
在这样的环境中指责个人是无效的，即使想独善其身也是一种奢望。我们来自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分享着共同的遗产与债务。我们能听懂台词里微妙的暗讽，我们能将细节与新闻事件进行或许连主创都想不到的缝合，我们会对电影的每一次炫技、每一次触摸回忆的敏感点慨然回应，大声唱和。我们就在这样一个隐语与暗喻的时代里，如三岔口里的打斗一般暗中摸索，为共享着心照不宣的历史与现实而会心微笑。
如果你安于现状，我没有意见。但是不要将一位同道想象成异端。姜文镜头下涌动的荷尔蒙与力比多，如同在朔风中给你一根大麻，你忘记了寒冷，但从此你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我读大学时，教当代文学的老师非常有名。他讲《红日》与《青春之歌》的区别：“这两部小说有三点不同，咳哼，一，时代背景不同；二，人物不同；三，故事情节不同”……当年我与同学们一起哄堂大笑。如今想来，“十七年”的文学，确实是一根藤上结出的瓜，要说不同，也就是这些不同吧。而当年报上掀起的关于小说、诗歌的讨论，无一例外都针对作品的“主题思想与典型人物”，没有人关注写作技法、叙事模式与想象力这些东西。如果你在那时给别人一本王小波的书，他们一定会瞠目结舌，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