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之路和下降之路
将诸多文债化为己用，不因为一些身不由己的写作就此消耗自己，反倒是顺水推舟地滋养自己，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这是非常有兴味且又难得的事，而对钱先生而言，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诚实。
我曾经当过教授，/现在饭碗已经打破。/从前我能上台讲课，/现在我可能干点什么？
现在我可以写诗和思考,/完全自由自在。/没有人可以束缚我，/直到遥远的将来。
这是霍夫曼斯塔尔的诗，《一个被解职教授的自遣之歌》，当年钱先生离开北大的时候，一位年轻朋友在电话里把这首诗朗读给他听，宛若预言，当钱先生慢慢淡出光芒四射的文学讲台之后，另一个自由自在思考和写作的钱先生，开始沉潜到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中，从贵州到南京，从中学到乡村，仍旧以文学的方式，“追寻生存之根”，也追寻着“一方心灵的净土”。
作者引述鲁迅《孤独者》里的思考，论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活着的理由”大概有三个层面，一是“为自己活着”，有尊严有理想地活着；二是“为爱我者活着”；但倘若爱我者也不需要我活着的时候，那么，还有最后一个理由，即“为敌人活着”。像人一样的活着，大声地说最想说的话，让那些敌人感到不舒服，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虽未必激烈，却最为切身和行之有效。我相信，这也是年逾七旬的钱先生最顽强的抉择。
这本书分成三辑，“活着的问题”、“教育问题”和“学术问题”。对于一个以启蒙为己任的老理想主义者，活着的问题和教育问题，其实是一体两面，这两辑中所涉及的内容，均是钱先生近年来最为投入的领域，即中学教育和乡村教育。对于这个民族的孩子，未来的栋梁，作者不再乐观。在一篇为南师附中语文老师王栋生的系列教育随笔所写的读后感中，他援引王栋生写给学生的一封信《我不喜欢你的世故》：“我厌恶的是你身上没有学生气……你总是能迎合宣传需要，起草决心书，在年级、在全校发倡议，你成了社会活动家……你这么小年纪就知道要当两面派，知道要左右逢源，知道要察言观色，知道要巧干，一个十八岁的人，竟比他的老师世故，这才是可怕的。”这样凌厉的批评出自一位特级教师之口，是令人震撼的，而钱先生对此深有同感，因为他在北大正是不断地遭遇到这些从重点中学脱颖而出的“没有学生气”的尖子生。“这是一个教育输送流程：中学培养出这样的利己主义尖子，输入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经过深加工，变得更加绝对，也更加精致，最后再输送到国家，成为接班人。而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接了班，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事业的主导力量，那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这是钱先生和王栋生们的责问，而他们的责问并不能阻挡这个时代的疯狂，因为，也许这样利己主义者的接班，正顺应着大国崛起的潮流呢，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忧伤。
钱先生又谈及乡村。那个在十年动乱中都还能对读书人予以保护、具有顽强日常伦理的安顺边远小城，它一切的美和善，竟然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被釜底抽薪般地迅速毁灭。乡村被城市绞杀，为了生存反过来又凶狠地施展报复，在这样残酷的动物世界里，所谓乡村文化的重建，恐怕只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选择罢了。
在“学术问题”一辑中，有一篇长文《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是作者在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一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里面曾引用丸山升的一句话：“现在我主要的关心点，与其说是已经成形的作品，毋宁说更倾向于创作出这些作品的作家的内心世界。”这句话，也可以借以描述我对钱先生这本书的观感。正如钱先生自己在另一处属己的文字中谈到的，他诸多发表的作品都是遗憾的产物，是被强行“抽去几根骨头”后的劫余，因此，就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些文字来评论钱先生的思想与学问，注定是轻浮的。
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时代，鲁迅曾选择了文学的方式以言说自己，而钱先生这一代学者，则选择了文学的方式以言说鲁迅，也许我们这一代人还要以相同的方式来言说他们。也许，文学会是这个时空里唯一的路，上升之路和下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