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新闻赎身
16年前，黄哲斌从15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考入台湾《中国时报》的时候，这个退伍没多久的年轻人还觉得，记者是个“非常受到尊敬和喜爱的行业”。虽然作为台湾当时最大的报社，《中国时报》的办公地点只是一座老旧的楼房。
16年后，已经成为主任记者的黄哲斌却把自己的辞职报告放在部门主管的桌上。在新修建的时报大楼里，办公间被装修得精致气派，但记者已经与政治人物一起，成了“特别被民众讨厌”的一群人。
“我再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个值得托付的行业。”这个46岁的中年男人坚持自己不能容忍这些变化，尤其是那些充斥版面的，被称为“业配新闻”的公关软文，“记者变成了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了新闻撰稿人。而新闻正在变成论字计价的商品。”
黄哲斌选择了辞职。在辞职报告中，他语带反讽地写道：“台湾报纸业配新闻领先国际潮流，自认观念落伍告老还乡。”
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在递交辞呈之后，他把自己的博客更名为“第一次买新闻就上手”，并且以此为阵地，不断更新日志，揭露企业、政府购买媒体的事实，向“业配新闻”宣战。
在过去的几年里，黄哲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坚守的新闻被不断吞噬。一开始，企业和政府购买的广告被巧妙包装成了“软文”，后来，软文的规模越来越大，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甚至要求记者在采访中顺便拉广告，“配合业务部门”。
这让这个做了16年媒体的新闻人深恶痛绝：“记者的天职就是要去监督政府和企业，总不能一边挖掘人家的负面新闻，一边又跟人家要广告吧？”
几年前，当“业配新闻”开始渗入台湾媒体的时候，黄哲斌已经出任《中国时报》网络版“中时电子报”的主编。每当广告部想偷偷“塞”些东西进来，他都会直接挡回去。两年前，他重新做回记者，不用再直接参与抗争，却发现其他同事的抵抗正变得越来越艰难。
他曾经眼看一位朋友，为了拒绝刊登软广告，和自己的领导大吵一架，甚至还摔了东西。可是转过身，他就被同事们贴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标签，而那些业配新闻依然绕过他，被顺利登在了版面上。
这个老资格的记者常会怀念自己的职业备受尊敬的年代。刚进报社做社会记者的时候，一位洗浴中心的老板曾经向黄哲斌承诺，只要不再报道负面新闻，“条件随便开”。黄哲斌委婉地拒绝了邀请，而这位老板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在之后的接触中对他更加敬重了。
如今，年轻的记者们却越来越多地向他抱怨，因为在采访中向对方索要广告，采访对象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好像记者都是可以拿钱买的”。在一次招待会过后，其他媒体的记者都觉得没有新闻价值，准备离开，他的一个同事却被公关人员告知要“好好写”，因为这条新闻对方向报社付过钱。
甚至，当台湾一家企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却被告知，对方已经买了几百万的广告，所以这条新闻“不准写”。尽管记者坚持发回了稿件，但第二天的版面上，果然一个字都没有登出来。
“对于一个有专业、有尊严的记者而言，这真是最大的羞辱。”回想起这些同行们转述的故事，黄哲斌只能连连叹气。
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现状：整个媒体都充斥着这样的情形，并且越来越制度化、合理化。但他也无法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决定站出来，通过博客、写书和免费的讲座，让更多人了解企业与政治对新闻的干扰，了解记者们正在被迫丧失的操守和职业道德。
这个向业配新闻大声宣战的“斗士”看起来更像一个艺术家。他戴着黑框眼镜，蓄着短短的山羊胡，即便接触很少的同事也觉得他“很有个性”。在大学期间，他曾经加入台湾著名的兰陵坊剧团，在金世杰导演的话剧《明晚，我们空中再见》中，饰演一个性格孤僻的中年人。
在生活里，和他相熟的朋友会感叹他的“有趣”和“真性情”。一位朋友还记得，在一次KTV的聚会中，两位朋友在酒后发生争执。为了化解尴尬，这位年过四十的中年男人决定给大家表演“后空翻”。结果，因为地板上的积水，他当场滑倒，摔得头破血流，被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
可在工作中，曾经的同事却形容他为“狂狷”，因为十几年的职场生活，也依然没能磨掉他“桀骜不驯、择善固执的个性”。
对于媒体行业中扭曲的现象，黄哲斌毫不客气地评价为“恶心”，但他也发现，这样“恶心”的现象似乎越来越自然。最近一两年，因为媒体的激烈竞争，各家报纸都开始更加看重业配新闻，一些媒体甚至把拉赞助纳入了评定奖金的标准。按照这样的规定，如果一个部门主管拒绝这样的行为，那他所带领的整个部门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在一些媒体的招聘中，除了考核新闻知识，应聘者还会被询问“是否愿意拉业配新闻”；而一家报纸的主管在开会时，竟然大声批评一位不愿配合的女记者：“大家都在卖屁股，你不要装清高！”
在这些同行转述的故事中，尤其让黄哲斌悲哀的是，一些原本“干净”、不收钱的老记者，在被指派拉了几次业配新闻之后，“尝到了甜头”，竟然开始主动打电话向采访对象拉赞助。每当讲到这些，他的声音就会低沉下去：“照这样下去，记者这个行业很可能会完全抬不起头来了。”
这位失望的新闻人坚决拒绝了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我对自己的报社有感情，对报纸这个行业也有感情。”
他还记得自己高中看到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的经历时所发出的惊叹：“一个拿笔的人，对社会和国家竟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正是出于这种“对社会有帮助”的理想，他在大学里选择了新闻作为自己的专业。
在记者生涯的最后两年，黄哲斌被调往调查采访室，在这里重新做起了记者。因为有感于台湾媒体总是关注政治人物和大老板，他和同事们开辟了一个名为“我的小革命”的栏目，在新闻报道中另辟蹊径，致力于挖掘台湾民间那些有想法又努力的普通人。
同事们大多记得，他在采访时，骑着那辆小小的摩托车，穿梭在台北街头的样子。他的笔下记录了许多“小人物”的故事：有开着旧面包车为山区儿童搭建网络的年轻网虫，有在博客上收养流浪兔，帮它们寻找新主人的大学生……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黄哲斌说，“可是也有人觉得，他们是一些做傻事的人，就像现在的我这样。”
在递交辞呈之前，黄哲斌的部门主管已经知道他辞职的想法。不过，辞职报告和博客上激烈直白的批判话语还是让这位主管“吓了一跳”：“有必要写得这么直白吗？”
“有必要。我希望留下这样一个记录。”黄哲斌坚定地回答。
他已经为此策划了半年。半年前，当他感受到日渐恶化的媒体环境，下定决心辞职时，他希望能够等到今年的采访计划做完，让同事们不至于措手不及。而在中间等待的时间里，他不断地思考、策划。这样一场对业配新闻公开的宣战，怎么做才能引起最大的反响？
最后，他决定把自己当做一个“新闻点”。12月13日，在提交辞职报告的第二天，黄哲斌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一篇日志，详细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并且表达了自己对业配新闻的深恶痛绝。
这个曾经在网络媒体担任主编、自称熟悉网络规则的媒体人仿佛熟练地“点了把火”，一周之后，这篇题为《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的日志，已经燎原般地被转载到了网上的各个角落，也吸引了不少人关注业配新闻的现状。
不过，在一些朋友看来，黄哲斌的策划实在有些笨——只要辞职时间再晚三个星期，他就可以领到年终奖，这至少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甚至还有不熟的同事猜测他家境优越，才敢如此“壮士断腕”。
但事实上，尽管没有房贷的压力，但以妻子一人的薪水，同时抚养两个小孩，并且照顾年迈的母亲，他们也需要努力节俭才能维持下去。“我不确定，辞职以后我会不会后悔；但我很确定，如果不做这些，我一定会后悔。”他只能这样反复劝说自己的妻子，“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媒体在我眼前垮掉。”
这也不是这个文笔活泛的新闻人第一次犯傻。在他进入报社之初，就有开店的朋友请他利用记者身份与警察局打点关系，并且提出以10%的干股作为交换，这样至少能拿两倍的薪水，但这样的好事仍然被他以“没有必要”拒绝了。
黄哲斌坚称自己“贪财、好色、嗜酒”，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人品一点都不高尚。只不过，他更相信，“人生总有非卖品，并非世间万物身上，都有一个标价牌”。
如今，这个做到报社中层却毅然辞职的男人每天忙着写博客、接受媒体采访。他在网络上接受邀请，愿意给任何超过30人的团体进行免费演讲，让大家了解台湾媒体的现状。一周的时间里，他已经收到了16个邀请，有的来自大学，有的来自高中，还有一些来自企业和媒体，甚至还有两份邀请，分别来自美国和北京。
黄哲斌说，自己只是那些还在挣扎着的记者的代表。就像一位在报社做主管的朋友，养家的压力逼迫着他必须留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他却每天向上帝祈祷，希望自己能够找到另一份工作，不要再承受这种心灵的挣扎。
就在辞职过后的一周时间里，他再一次拒绝了朋友提供的工作职位，甚至“根本不想这些事情”。他只是希望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直到“看到一个结果”。
“我只是个46岁的乐观蠢蛋。”12月17日，这个曾经的媒体领导在电话中笑出了声，“我相信，这一切终究会成为推动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