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酒瘾作战

    2010年12月1日，福州火车站附近的东浦路路口人行道上，一对男女不顾路面的冰凉，满身酒气而卧，呼呼睡去。CFP供图

    从每天清晨醒来的那一刻开始，马宏（化名）就进入了战备状态。他的敌人几乎无处不在，可能出现在饭桌上、店铺里和电视荧屏上。他担心自己稍微放慢了脚步，就会被对方一把抓住。

    一度，这位战败者倒在街头，或者躺在医院里，“完全不知道喝醉时发生过什么”。他还为此丢掉了国家部委公务员的铁饭碗，甚至想过自杀。只是他没有跳楼的勇气，转而向敌人投降。

    “最痛苦的是，人总有醒来的时候。”这位“酒精依赖者”说。他的敌人其实是酒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有害使用酒精在造成世界上过早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危险因素中排第五位。研究人员在2003年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每100个15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就有将近4个人有潜在可能或已经患上了“酒精依赖”疾病。

    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4000万人正处于与马宏一样的危险之中。

    一个高血压病人不可能仅凭自己的意志力就把血压降下来，同样，酒精依赖者也没法控制自己喝酒

    正如大多数酗酒者一样，当最初接触酒时，马宏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可怕的开端。他和朋友打赌，“一气儿能喝下一大缸子白酒”。在他所生活的北方，“能喝是衡量一个男人豪爽的标准”，他甚至还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

    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将其拱手交给了敌人。短暂停酒后他还出现了幻觉，“看见楼下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出于恐惧，他紧紧地揪住被子，以至于汗水浸湿了被褥，“那样子，和戒毒的人一样”。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酒精依赖病房副主任医师孙洪强看来，像马宏一样的酒精依赖者并不难确诊。这种精神疾病患者大多长期饮酒超过10年；如果缺少酒精，就会手抖、心慌、出汗，甚至产生幻觉，引发癫痫或精神分裂等戒断症状；喝酒成了每天起床后的首要大事，他们总是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而帮助他们睡眠的唯一方法，也是酒精。

    按说，适量的酒精可以刺激多巴胺迅速释放。大脑中有个犒赏系统，当我们体验到快乐时，这个地方就会释放出“制造幸福感觉”的多巴胺。但有时，这一点“幸福的感觉”并不足以让人满足，一些人选择了纵酒。这时，犒赏系统会中止多巴胺的释放，还会抑制神经活动。恶性循环，犒赏系统越来越迟钝，这使得酒鬼有时要喝上十几瓶啤酒才能“有点感觉”。

    随着依赖程度加深，酗酒者开始失去行为调节能力。孙洪强形象地将酒精比喻为一种“喜欢吃大脑神经的动物”。这种“动物”毁坏了负责发出“警报信号”的前额叶皮质区突触的可塑性，因此即便酒鬼们充分意识到酗酒的后果，也无法自制。

    这也是戒酒困难的主要原因。刚刚“改邪归正”的人因突触受损，会不断地收到暗示，告诉他们喝酒多么快乐，任何一点小小的线索——美酒的气味，碰杯的声音——都足以让他们失控。

    “由于嗜酒者对酒精极其敏感，他们往往会形成终身依赖。”孙洪强说。

    这种依赖为酗酒者带来了很多恶名，诸如“毫无自控力”或“道德败坏”之类。不过，当孙洪强面对酒精依赖者时，总是反复强调，“你们都是病人”。在他看来，这些病人和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没什么不同，“一个高血压病人不可能仅凭意志力把血压降下来，同样，酒精依赖者也没法控制自己喝酒”。

    酒瘾将是一种与他们共存亡的东西

    中国药物依赖治疗中心病房主任盛利霞还记得，就在2000年以前，对于酒精依赖者，医生们普遍采用纳洛酮等药物进行“急性脱瘾”治疗。这种药物能够阻断酒精等吗啡样物质在人体内发生作用。

    但病人走出医院后不久，大多再次被“酒瘾”虏获。盛利霞说，目前还没有一种药能够帮助患者完全摆脱酒精的控制。很多人在接受药物治疗后，曾经有一段停酒的时间，但无论停酒多少年，“只要再沾上，很快就会恢复到以前酒精依赖的状态，酒瘾将是一种与他们共存亡的东西”。

    很少有人意识到，眼前这个凶残的敌人，其实正是一种慢性疾病。每年，盛利霞都能听说曾经的病人因心血管损伤、消化道大出血或自杀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消息，“这是一种狡猾又致命的疾病”。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努恩贝格尔，认为这种狡猾的疾病很可能与基因有关。在过去10年间，这位药物成瘾和精神疾病的遗传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着基因与酗酒的关系。他相信，一个家族中出现多名酗酒者，绝不只是因为“近墨者黑”，而是可能存在一种“酒瘾基因”。

    1989年，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及酗酒研究所启动了酗酒遗传学合作研究项目，1200名酒精依赖者和9000多名家属接受了调查。在这些家族中，符合药物依赖诊断标准的“要么没有，要么就不只一个”。其中262个家族都属于“酒瘾家族”。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已经在人体内发现了十几个与“酒瘾”有关的基因。

    马宏也相信，自己并非偶然得上这种要命的疾病。在他的家族中，外公嗜酒如命，哥哥因为酗酒患上精神分裂症，一位表哥在46岁那年死于酗酒。听起来，这个家族像是被“酒鬼”附身了。

    不过，遗传并不能为嗜酒者开脱。在科学家们找出的十几种“酒瘾基因”中，每种基因只会使平均风险提高20%~40%。努恩格贝尔相信，还有更多尚未发现的基因可能影响人类对于酒精的态度。他不得不遗憾地表示，在根据基因变异决定酗酒治疗方案方面，“临床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更何况，医生们早已达成共识，“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疾病，除了基因外，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也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而且，仅凭药物绝不可能让病人从此脱离“酒瘾”的摆布。

    “毕竟，不会有人在没有作出任何错误决定的情况下，就变成一个酒鬼。”努恩格贝尔强调。

    清醒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正当科学家们不懈努力时，创办于美国的嗜酒者互诫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AA）为治疗酒瘾开启了另一个新方向。1935年，失意的股票经纪人威尔逊遇见了外科医生史密斯，因为都具有“酒鬼”这个共同点，他们决定一起创办戒酒组织。

    威尔逊借鉴了宗教和哲学的内容，将戒酒的方法简化成12条。除了这些步骤，AA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匿名。这不仅因为酗酒在当时名声不好，更是为了保护刚刚诞生的AA。因为过去很多人戒酒成功后大肆宣扬，复饮后便名声扫地，进而连累到他们使用的戒酒法。

    如今，这个组织已经拥有超过200万名会员，并宣称“在很多成瘾者身上创造了奇迹，使他们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己保持清醒，并帮助其他嗜酒者保持清醒”是会员们的首要目标。

    2000年夏天，两位中国医生在美国发现了AA，并将这种模式带到了中国。马宏成为最早期的会员之一。如今已经是中国AA总服务办公室主任的马宏，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小组会议的情景。

    在北京安定医院，几个穿着蓝色病号服的住院病人，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围坐在一起。这把当时还在看门诊的马宏吓坏了。他很快发现，这些人都和自己有着相似的经历——喝酒，戒酒，戒酒失败，再次喝酒。

    第四次开会时，一直沉默的马宏终于决定发言，“我姓马，我是一个酒鬼”。那时，他因为刚刚停酒，“舌头还不太利索”。但他仍然记得，自己“心里从没那么轻松过”。一个40岁的戒酒者这样形容在AA的感受，“只有跟大家在一起，才能填补心中的那个空洞”。

    协会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教师、律师、咖啡馆老板和公司职员等。马宏最初参加时，同伴都是中老年人，如今，也有了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有时，他们会穿过大半个城市赶到同一个地点开会。有时，不同城市、口音、性别的人也会在网上举办会议。

    在一周一次的故事会上，这些人要一本正经地宣读《互诫协会的十二个传统》和《日有所感》，然后分享一切关于戒酒的经验。在12月17日的网络语音故事会上，有人兴奋地宣布，自己“戒酒27天了”。也有人发言，“今天戒酒第一天，请求大家的帮助”。

    直到今天，由于AA严格的匿名制度，没有人能够计算出AA拯救了全世界多少个酒鬼。学术界有几千项对于这个组织的研究，但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让酒鬼们发生改变。“多年来我们一直试着揭开谜底，”加州酒精研究小组的李·安·卡斯库塔斯说，“却一无所获。”

    盛利霞发现，在免费参加的AA里，酗酒者不必担心外界的偏见，能够得到认同感，反复戒酒失败的人也能从那里找到成功的榜样，“这是一种集体康复的模式”。如今，中国AA已经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多个城市成立了自己的小组。

    医生们也发现，很多人并不喜欢相当“模式化”的AA，他们更愿意接受由医生提供的药物和心理治疗。

    无论接受哪种治疗和康复方式，这都不是一场容易取得胜利的战争。盛利霞发现，能够真正长时间远离酒精的人极少。在安定医院的病房，酒精依赖者的复饮率高达70%~80%。

    对于已经戒酒10年的马宏来说，“清醒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不过，就连他也不敢保证，自己明天是否会喝酒。

    “一朝沾上酒，终生为酒徒”，马宏常常念叨着这样一句话。为了保持清醒，他们必须一直战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