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永鸣：观照城乡官民贫富之间
文学作品应该是精致的，只有精致的创作才能有精致的阅读。荆永鸣作品的精致，凸显其真实性。他每天都生活在现实当中，生活在群众当中；问题在于站在什么角度、用怎样的思想境界去“反观社会，品味人生”。不管老家人、煤矿人还是外地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一起闯荡，一起折腾，一起追求人生价值。共同经历苦、辣、酸、甜，共同体验喜、怒、哀、乐。抓住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往往引出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他笔下的人物故事，都源于生活的真实，是生活中的想象，而不是想象中的生活。以其巧妙的构思和超众的艺术想象，把城乡之间、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隔阂，把这个群体和那个群体各自不同的心态，文明与低俗、遭遇与际遇、变与不变，揭露得淋漓尽致，描绘得活灵活现。
《老家》中的叔丈人来京借钱，为儿子拉票竞选村长，因为当上村长“就能可劲儿的捞”；不料3万元花了，却因竞选的权术不够，村长没当上，下了小煤窑。一场事故，不明不白的死了！叔丈人悲痛至极，到处上访告状，却找不到说法。《玩笑》中刚当上副井长的王二拔锤儿，因为和曾经一起当过矿工的局长开了一句玩笑，扫了局长的面子，于是，还没捂热脑袋的小小乌纱帽，又被撸了！从而折射出矿官与矿工之间不应有的隔阂。《哭啥》中，北京的外地人背井离乡，各有来因。老陈原在东北某煤矿工作，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深夜进城拉泔水喂猪。养猪的吃不上猪肉，让人心酸。《纸灰》描写的是一个叫民子的人，因替父报仇，打死村长的爱犬，背着一条命案，拉妻携女逃到北京，开了个小杂货店。夜半更深跑到四环以外的郊区，给父亲的祭日烧纸。
社会生活中的时弊，小人物的尴尬，人世间的不公平，深深地触痛了作家的良知，其作品也给读者带来无限的悲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家的工作不在解决问题，而在提出问题，并呈现人生的多样性。荆永鸣小说所呈现出的人生的多样性，显然提出一个沉重的政治话题：社会确实需要和谐。
荆永鸣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善用悬念，引人入胜。他的小说开篇往往先扔出一句简短而玄虚的话，卖个关子，吸住读者的眼球儿，吊起你的胃口，馋你一下。然后用一串生动曲折的故事和几个各色人物作铺垫；这铺垫或长或短，却让你感到有滋有味，不厌其烦。就像马三立的相声，最后抖开一个包袱。这包袱又半含半露，让读者去咂摸，而结果又总是在预料之外，情理之中，让人总觉得包袱里所含蓄的东西比流露出来的要多。
荆永鸣作品的精致，还在于语言的精炼和自然。东北“那圪塔”的土话、土骂、土幽默，搀合上京话、京骂、京幽默，构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北方普通话，读来意味深长，韵味十足。高尔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其实，文学也是语言学，没有精炼、朴实而自然的语言，再好的故事也不可能生动曲折，再典型的人物也不可能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荆永鸣的笔下，多为普通阶层的小人物，没有什么特别的传奇和怪异；但是，经过他精心的装饰、描绘，很自然地揭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不管戏多、戏少，只要一出场，都是熠熠有光，让你过目难忘。所以，一部作品要赢得读者的认同，作家不仅要拥有丰富的生活资源，还要拥有丰富的、生活化的语言资源。
例如：一个人的名字叫“高低高”，不仅形容他外形有点瘸，而且反映出他事业的沉浮和人生路上的坎坷。像捞钱而捞不着的怪话，也有特色：“想升官就从政，想发财就经商”，“你没钱小偷都恨你”。“北京的时间要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乡下的时间被老土墙挡着；北京的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等等，生动形象，让读者忍俊不禁。此外，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碰撞、动情，也是分寸得当、点到为止，保持了作品的一方净土。
笔者认为作品中还是带有地方色彩的普通话，更有可读性。鲁迅的小说，是浙江普通话；沈从文的小说，是湘西普通话；老舍的小说，是京味十足的普通话。荆永鸣的小说，是东北“那圪塔”的普通话，读来妙趣横生，别有一番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