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人无信不立

    于是有人说“乱”，有人说“拆”，有人说“涨”，都有一定代表性，但也只有一定的代表性，七七八八别的方面咋办呢？

    我的选择，是一个“信”字。“信”当然也不能代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若论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回顾2010，重中之重，浮现于心中的，还是一个“信”字。

    诚信攻防战

    汪晖、唐骏、禹晋永、曹操墓、孙见坤……这样一些名字，他们都因“真伪”问题而备受质疑。这些事的纠结之处在于：这些事件的定性，确实不是仅凭舆论倾向或媒体争论就可以尘埃落定的。

    汪晖的学问究竟有无价值，他的写作纰漏是否构成抄袭，肯定也必须成为一种巨大的争议议题，将其轻易化约成诸多“学术腐败”之一例，或简单解读为无数“政治斗争”之一种，只能将讨论推入无解的死角。

    而唐骏的造假与成功，看似之间并无绝对联系。考虑到唐骏的前雇主比尔·盖茨大学未毕业，在微软的前任吴士宏也只是护士自学成才，唐骏的学历造假，恐怕只能算他在中国社会变身成功导师与人生榜样的一贴催化剂，足见“洋学历”是中国式成功人物的配方里何等重要的一味主药。

    一般而言，舆论总是支持个人与体制的抗争，尤其偏才怪才受到“一刀切”规则的限制之时。但在孙见坤特招事件中，很多人认为比起照顾“天才”，规则更重要。

    对于以上诸事，乐观者认为中国社会的规则意识正在成熟，较之名气大小、地位高低、是否弱势等因素，公众更相信规则一以贯之，人人平等。我则认为，中国各界，尤其是从前被视为信誉成本最高的学术界、商界，遭遇到了空前的诚信危机。

    正是因为对这些高端职业共同体内部的伦理规范失去信任，媒体、公众才更愿意相信字词的比较、文凭的真伪乃至分数的多少，这些看上去无可置疑的量化标准，而且将这些标准放大成唯一的、全面的评判法则。换句话说，整个社会只相信“常识”，不相信“专业”。就连冯小刚导演，也敢在失手金马奖后大声嚷嚷：电影好坏没有标准，票房高低是唯一的标准。

    一向讲求诚信的学术界与商界尚且如此，遑论其余的各行各业。圣元、伊利，为何同行的抹黑总是效果显著？而太多的流言与迹象让那根怀疑的弦总绷得梆紧。总的来说，职业共同体普遍的伦理失范，让内外人等对负面传闻总是喜听轻信，而对正向的宣传与辩解满腹狐疑。

    被审视的公信力

    曹操墓的真假认定，如果不是地方政府的强势推动与高调宣布，“认真派”的学者何至于一开言就陷于道德劣势？只因大家见过太多的地方政府借鸡下蛋，搭台唱戏，而曹操墓所在地政府这次急吼吼地宣布、论证、搞规划，更让旁观者相信这是一台官员与学者的双簧。于是说真说假，本是事实问题，突然就变成了道德的高峰低谷，真相则在争议声中日益模糊。

    热议“荆州捞尸”事件，舆情对于捞尸行业的缺乏良知、唯利是图多有谴责，但一谈到监管，声音立即分裂，许多人认为，当地政府倘若介入，只会增加寻租空间，导致已浑浊的水更加浑浊。

    中国某些地方的某些城管，已经成了某种恒定的被谴责对象。与城管齐名的是一些地方的拆迁办。几年来，拆迁的惨剧屡屡上演，从武汉农民自制土炮反抗拆迁队，到北京饭馆聘请前拆迁队长来应对强拆，再到江西宜黄的集体自焚、机场女厕攻防战、微博上访，拆迁反映出的动辄以死相拼，让人惊诧于对立双方的极端对抗。

    直到署名宜黄官员的《强拆出一个新中国？》发布，以及学者于建嵘被江西万载县委书记训斥“我们不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公众才在一边倒的舆论声势中，读出一些地方政府搞强拆背后的发展逻辑。

    速配交友节目风行，江苏卫视热播的节目《非诚勿扰》的变化在于更快速、更直观，也更狠辣。它要让你看到戏剧性的冲突与交锋，看到嘉宾们在台上说出生活里无论如何不便当面启齿的辛辣言辞。它把相亲大战背后的恶谑与轻蔑，让女嘉宾用最直接的方式当众呈现，她们表面的强势似乎颠覆了性别的秩序，然而短短20分钟内，她们灭灯与否依据的因素，除了长相，就只能是经济条件、个人风度。这种强势否定背后的指向，仍是在肯定男性社会的强势资源：更多金、更英俊、更有魅力。

    电视台的重头节目如此冒犯主流价值观，《非诚勿扰》引起了道德批判的声浪是很正常的，也是社会自我反省的表现。

    相声演员郭德纲与媒体的争端是另一范例。郭德纲徒弟打人、郭德纲骂记者，原本已经引起媒体公愤，然而德云社被封杀的消息一传出，郭德纲转瞬变成了被有关部门打压的弱势群体，挺郭的声音此起彼伏，虽然德云社班主也不是什么英雄烈士，认错复出难免，但此事件的实质演进，是监管部门替郭德纲完成了一次危机公关。

    “羊羔体”和“梨花体”一样，是作者的身份将这些诗作置身风口浪尖，奖项与级别上镌刻的“国家”字样，让车延高与赵丽华都在无形中被剥离了诗人身份，放在了政府腐败的大图景中被严厉解读。

    对公信力的审视已成人心常态，何以如此？

    迷信与反迷信的狂热

    这一年，走过了10年打假路的方舟子亮相频频，他和他的同道们，高举“科学”与“真相”的大旗，一次次将祛魅的锋刃刺向各类偶像，李一、肖传国、唐骏、禹晋永……方舟子的打假对象不再限于科学界，他成了文武昆乱不挡的全能警察。

    鲁迅有句名言：“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方舟子反对的，几乎是一切层面上的“伪士”，学术抄袭，学历造假，伪科学，神道设教……被他刺中的偶像们，有些轰然倒塌，有些摇摇欲坠，有些安然无恙。方舟子自己，收获了一把飞锤，几道伤痕。有人将他视作斗士，有人把他看做乱源。

    很多人提到方舟子的“狂热”与“偏执”，其实，方舟子何尝不是某种迷信的信徒？在方舟子的身上，有时很难分清是科学精神，还是科学主义，他怀着他的偏执与狂热，成为这个国度里的一只夜枭。

    中国有些人爱迷信，迷信养生，迷信神秘，迷信励志，迷信权威。当“迷信”自守于其自在的领域，它未尝不是信徒的镇痛药与兴奋剂，承担着世俗社会的粘合与宣泄功能。但迷信的施受双方一旦膨胀，一旦越界，它就会变成对旁人的某种压迫与干扰，甚或与强权与私欲四手联弹，完成对民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双重宰制。

    传统文化、社会精英、原创思想、科学精神、环保低碳、草根权利……这些美好的字眼，都容易变作各类迷信华丽的外袍。这些外袍，在这个社会，总能找到适合它们的衣架和展台。民众需要信仰，它们提供信仰。当然，每一座偶像，都是另一架标靶。

    张悟本李一其实都是浮云，他们源自本土的强大迷信传统，必将薪尽火传，普通人听其言而信其行，聪明人听其言而利其行。宗教或学术或传统，也不过是扮演着古老而新鲜的角色：求仁得仁，心诚则灵，你说是三聚氰胺，我说是止痛灵丹。有它们的世俗化功能，就有它们的世俗化生存。

    需要信心

    这一年，《蜗居》对接上了《蚁族》。蜗蚁，成为解读中国的一个入口。

    从表面上看，“蚁族”与古已有之、于今不绝的“北漂”、“上漂”相似度很高，低收入、出租屋、聚居点、拥挤的公交、无结果的感情、平安电话里的谎言……将“蚁族”视为一种80后群体自恋或传媒的逐异命名，似乎也未尝没有道理。

    外省青年来到大城市追寻梦想，一次机会来自十载苦等，一人成功基于万人失落，本是所有都市社会的更新模式，科层体制的活力源泉。他们现在是底层与边缘，但通往上流与主流的路是畅通的，只要你有能力、肯学习——这是主流意识形态给予的承诺，也是维持稳定有序的社会水泥。

    “蚁族”的特别，或许在于它是一种群体的“被边缘”，而且“蚁族”面临的是“结构性”的边缘处境。他们的生成，来源于“教育产业化”生发的大学扩招，来源于城乡差别的无限制扩大而非社会主义理想的逐渐消灭，来源于“知识改变命运”的成功学鼓吹，还来源于中国大多数家庭资源畸形集中“千顷地一棵苗”的教养方式。而他们遭遇的，是吸纳能力远低于欲望增长的城区扩张、都市扩容与中产阶级扩军。

    对于“蚁族”而言，“逃离北上广”根本不是一个选项。回去干什么呢？父母都已下岗，而且一生的希望都在自己身上。人脉资源有限，而且所学更无用场。当年，他们借助网络将视野扩大到故乡之外，他们借助高考将自己迁移到了梦想的别处，他们来过，见过，爱过，岂能就此罢手，黯然收场？

    有人说，“蚁族”的生活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悲情。今日之“蚁族”，多是比特世界里的居民，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易找到虚拟的满足与短暂的快乐。只要魔兽不停服，贾君鹏就不用回家吃饭，谁喊也没用。当“中国工人”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时，“蚁族”也在世界图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也可以改变世界。

    可惜，当富士康的N连跳、佛山的罢工潮连续袭来，当“我爸是李刚”从大言变成实事，当上海胶州路的大火吞噬老少58条生命，我们才发现：对这世界的想象，或许还是太傻太天真，月亮背面，有我们梦想难及的残酷与黑暗。生活之残忍，在于希望的断绝。世界杯，《老男孩》，《春天里》，只是这残忍生活中的廉价麻醉品。

    当农民、农民工与他们的后代，还走不进这貌似繁华的都市，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已在盘算着改换与撤离。穷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因为“进不来”也“回不去”，富人对未来没有信心，所以“留不下”也“跑得快”。

    在中国谁会过得快乐，安全，信心十足？答案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