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丹东和善良的丹东
在雨果那本半真半假的小说《九三年》里，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巨头之一的形象曾被这样描绘过：头发蓬松直竖，脸上有麻点，双唇很厚，牙齿很大，两只手像搬运工人的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双眉间有条愤怒的皱纹，嘴角上有一挑善良的纹路”。
这个细节定然是雨果对丹东一生的隐喻。这一生，起码有两种情绪左右过他，前者是愤怒，这愤怒把法国拖进了恐怖；后者是善良，这善良又把丹东自身塞进断头台。
愤怒的丹东，是将保王党和贵族赶尽杀绝的侩子手之一，是1790年代掌控着遍布法国的断头机的人。他以“自由”的名义要求屠杀，并曾公开发表过如下演说：
我被人称作“饮血者”又有何虑？好吧，让我们痛饮人类仇敌的鲜血吧，如果需要的话；但是，让我们斗争，让我们获得自由。
人民看起来是获得了自由。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杀后，法国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了许多屠杀，公意而不是法律，变成了杀死一个人的唯一理由——当然，公意在这里显然被简单理解成了多数人的意愿，不管这个意愿是否被操纵，是否狂暴。革命胜利了，冷酷的丹东却软了。
他心里那种“善良”的情绪开始掌握他。据说，这情绪在屠杀中也曾泄露过，因为他“曾为几个不幸的人流过泪”。但当革命推翻了王权，屠杀了贵族和教士之后，丹东的态度就开始暧昧起来。追杀温和立宪的吉伦特派时，丹东没有出什么力。他先是试图与对方妥协，遭到拒绝，便躲到自己的故乡度日，不问世事。后来，他又反对判处22名吉伦特党人死刑。若干证据证明，他甚至开始想要取消独裁统治，因为这个革命的政府是为镇压而建立的，既然镇压已经实现，丹东大概是觉得，在革命胜利者之间实现和解，对失败者进行宽宥，已经无碍于追求他心目中的“自由”。
于是，他那双沾满人血的大手，开始试图从一个废墟上找回和平。不过，这时候，离他被杀死已经没剩下多少时间。
无论怎么替他开脱，丹东都首先是一个恐怖统治的发起者，一个私生活混乱的伪君子，一个贪污无数的革命领袖。对这一点，我们的正统教科书很少予以承认，丹东往往被简单吹捧成革命英雄一类的人。但他的劣迹，已经被许多流传甚广、被认为公允的历史著作所证实。
如果说他的确算一个英雄，那恰恰是在他停止革命之后。许多人都相信，丹东是出于对自由的真心热爱而发动暴力的，后来也是因为对这种自由的热爱而放弃了暴力。他已经发现，暴力是不可控制的。他用暴力推翻了压制自由的旧制度，然后，暴力自身就成了对自由的压制。他所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回事：人们连表达恐惧的自由都没有了。
丹东放弃了暴力，就等于放弃了靠暴力才能维持的权力。当时，他威望极高，势力广大，但他所能依靠的，正是他已经不愿意再接受的暴力。无论是代表人民权力的国民公会，还是代表党派权力的革命机关，都是革命思想的阵地，当丹东的伙伴请他自卫时，他拒绝了。当人们请他逃跑时，他的爱国精神又冒了出来。他反问道：“走？把自己的祖国带在脚底下带着走吗？”
他自以为凭借自己的声望和辩才，可以保住一命。但他忘记了一件事，许多比他声望更高更有辩才的人，在革命面前也难逃一死。很快，他昔日的战友逮捕了他，让他和那些他曾经试图拯救的囚犯同处一室。
我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在死前，丹东也没有放弃他对暴力的厚爱。他被捕前，曾和罗伯斯庇尔进行最后一次密谈，并认为“应该压制保王派，不过我们只应该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而不应该把无辜的人和有罪者混为一谈”。
不过，被囚禁后，丹东的一段忏悔被记录下来，他说：“原来我是在这样的时代建议成立革命法庭的，我请求上帝和人类原谅，我建议成立革命法庭可不是为了使它成为人类的祸害。”
丹东是在35岁那年，1794年4月5日被处死的。他在死前曾哀叹再也见不到自己深爱的妻子。而按照《法国革命史》作者米涅的说法，在那之后，直到革命被颠覆，再也听不到什么人起来反对独裁和恐怖统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