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经济学家与人文学家
显而易见，经济学家与人文学家在个性、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务实而人文学家务虚；经济学家重理性而人文学家重感性；经济学家更多考虑可行性，而人文学家更加执著于合理性；经济学家更多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而人文学家更喜欢从自我的感受出发看问题；经济学家对社会体制的运行与操作更感兴趣，而人文学家则念念不忘个体的心理体验；等等。由此决定了，在对待社会转型时，经济学家更注重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尤其是物质生产与制度建构层面的变化，而人文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转型在个体心灵上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
以上的种种差异当然会导致两者在具体分析与评价社会转型时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对于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伦理、契约伦理，经济学家主要持肯定的立场，因为契约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新的联系纽带取代了原先的以人情与习俗为轴心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人文学家看来，市场经济中的商业伦理与契约关系充满了“铜臭味”，太缺乏诗意与浪漫。
再比如，对于官僚科层化与工具理性化的看法。科层官僚制是一种现代的管理方式，它用客观化且较稳定的规章制度来取代更具个人色彩的惯例和人情。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工具理性化也是如此。在一个宗教本位或伦理本位传统深厚的社会中，想要实现现代化似乎必须经过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的阶段，把原先的神圣价值加以悬置，或划定其范围，使社会活动的领域，尤其是经济、器物、物质方面的活动脱离价值理性的限制。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中，工具理性大大不足。人文学家可能会出来唱反调，认为科层官僚化导致了等级制，世俗化扼杀了价值的神圣性与终极性，工具理性化则把人当机器看待。他们更关注终极价值、关注对存在的追问，关注经验的深度、情感的质量。
这种差异与人文学家或经济学家各自的社会定位和人们对他们的期许也密切相关。经济学家要解决当前经济的运作，他们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和速度，其自我定位是经济发展的“设计师”，人们对他们的期许也是尽可能地解决现实实践中的问题；人文学家则不同。文学艺术和其他人文知识要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问题，而人活着，必须首先满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还有文化的、精神的、审美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也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人文学家的自我定位就不同于经济学家，他们有的取精神牧师的定位，有的取社会批判者的定位。
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正常的现象。人文学家对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经济学家相同。社会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分化的必然结果是：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人文学家，他们都很难单独地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就是说，他们都存在思维的闪光点和盲点。
一个健全的市场社会必须有非市场因素的制衡，没有合理的文化、伦理、宗教的协调与制约，只遵循市场法则的社会可能变成一个缺乏人间温情的社会，甚至是一个“无耻者富”、“弱肉强食”的社会，一个以牺牲环境和人权为代价来谋求所谓“发展”的社会。经济学家历来非常重视人的需求，却很少对需求进行文化和道德的分析，这样就无法区分合理的需求与不合理的欲望。不合理的贪欲的无止境膨胀可能导致一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一代人消耗掉几代人赖以维持生命的资源。
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形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的关系，一个健康时代的文化环境，应当是一种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生活方式、时尚潮流、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相互制衡、良性互补的环境。而当一种生活方式、时尚潮流，一旦获得中心地位，就有可能变为一种强势话语，从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排他性，导致人类的精神文化环境的失衡。人文学家的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特殊精神劳动，自己的批判话语，促成健康文化环境的形成。人文学家的自主性、独立性，常常表现为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和主导意识形态，要审视、反思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效果，发出自己警醒的声音，从而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早些时候的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发展就是一切”的理念，而这种“发展”或“进步”又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经济、物质或科技的发展，理解为GDP的增长。对于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发展观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当时一直是非常稀缺的，至少没有形成有效的制衡。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家基于人文理想对于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是一个健全的社会结构必不可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