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生命远重于保护现场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南京彭宇案”。法官的一审判决认为：“从常理上分析，其(彭宇)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其行为（救人）显然与情理相悖”，旋即，此判决书连同法官本人的素养，一起遭到质疑与攻击。随后几年，人们在街头遇到倒地的老头老太太，都要绕道走，避之唯恐不及。以致某个摔倒的老大爷被一个愣头小伙儿扶起来后，还不忘附加一句作为定心丸的宽慰话——放心吧小伙子，我不会讹你的！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最深重的悲哀。
说这些，不是要过分夸大“彭宇案”的负面效应，却不能不承认，当初那个不靠谱儿且看似不起眼的民事诉讼判决，给社会心理和民众情感造成的创伤和撕裂，是难以忽视的。作为2006年的年度影响性诉讼，此案的影响显然极为深远。
今天重提“彭宇案”，是想和另一个相似案件作比较。去年一月，广东佛山杜先生开车撞伤摩托车司机，事后将伤者先行送医救治，交警因此认定他破坏了现场，需负全责。后经南海区法院审理认为，交警事故认定合法准确，但同时认定杜先生的救死扶伤不是故意破坏现场，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应予以鼓励，故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广州日报》1月3日）
看了此新闻，很多人都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持质疑乃至愤怒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够人性，也不人道。因为，即便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也是明文规定，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应立即抢救受伤者。杜先生第一时间想到抢救生命而非事后的责任划分，这是任何一个人伦健全良知未泯者的本能反应。而且如前所述，此举完全合乎法律规定，何罪之有？所以，交警部门的认定不能服众。
要是死板地抠教条，也能为交警的认定找到片段性的文本支持，就像法院所说，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合法、责任划分也无大的不妥之处，但是凡事并非黑白两极非此即彼。执法的智慧、司法的公信，并不体现于毫无人情味的教条主义，而是在法律限度内，平衡了司法刚性和人伦理性，找到了最佳契合点的裁决。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是经验，而不是逻辑。”这话在司法界备受推崇。除了“经验和逻辑”之外，法律还要求遵循一些最基本的普适性的价值和规范，比如生命尊严。没有什么比保全生命价值和尊严更重要，南海区法院的判决就遵从了这一价值旨趣。第一时间穷尽一切努力积极抢救倒地挣扎的伤者，不仅是一般的公序良俗，而且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该遵从的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共识。杜先生遵循了内心的道德召唤，做出了恰当的抢救反应，而法院也对此给予认可，减轻了交警部门不妥的认定，这一判决维护了生命尊严，彰显了正义的司法价值。
比起那些细枝末节的交通肇事现场的保护举措，这一制度性的研判裁决，是对伤者“生命”的最高维护，是对社会价值理性的一次梳理和确认。相较“彭宇案”那模糊、糊涂的裁判带来的无限争议和烦恼，南海区的司法裁决，某种程度上是对公众心理和社会风气的一次纠偏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