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作家的权力伦理
中国自古有“文章太守”之说。历史上的大诗人大文豪，很多原本是官员出身。更何况，身在官场的官员写官场，能够更深刻地反映现实。从人人享有创作权利的角度出发，官员作家以低调的创作姿态和不斐的创作成就登上文坛，应当给予肯定。不过，着眼于文学作品的精神价值，我们在注意到官场文学热闹场景的同时，有必要探寻作品本身隐含的权力伦理。这一伦理不仅影响作者的创作态度，还折射出一个时代对权力本身的价值取向。
翻阅近年受到读者热捧的官场小说不难发现，尽管不同作者创作风格各异，但无一不是揭露权力的无忌、人际的复杂、正邪的对立和有良知者生存的艰难。无论是王跃文的《国画》、《朝夕之间》、《梅茨故事》、《亡魂鸟》还是时下热销的《侯卫东官场笔记》，可以说莫不如此。官场文学虽然也有正面歌颂之类的作品，但总体上说，灰暗是绝大多数官场小说的主色调。在这些作品中，一个拥有正义感和血性的人，总会在官场渐渐被磨去棱角，适者生存的无奈和潜规则力量的所向披靡，最终会令正义树起降旗。一些作品虽有一条“光明的尾巴”，但不难看出内在逻辑的牵强。
或许应该感谢时下宽松的创作环境。政治舞台上的大小人物，都不必以“高大全”的面目出现。有血有肉的人物，真实的场景，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官场小说受到读者欢迎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除去王跃文决然淡出官场后以实名写作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位作者以其真实的官员身份从事小说创作。《侯卫东官场笔记》的作者，至今不愿透露其真实身份；《乌纱》的作者汪宛夫，在单位闭口不提小说创作；《芝麻官悟语》的作者王敬瑞，只能见缝插针地在纸片、餐巾纸、名片上悄悄写下一条条感悟，最后集结成书。选择隐身状态从事创作，除了担心被冠以“不务正业”的评价外，还在于一种共同的担忧，那就是笔下官场的阴暗面，很可能被一些人对号入座。
前些年王跃文说过，“文坛中人说我是官人，官场中人说我是作家，用时髦话说，我是边缘人。其实，我什么都不算，只是个尴尬人”。而余秋雨在为《芝麻官悟语》作序时评价道，“这是一个最没有条件写书的人，在一种最不适合写书的环境中硬挤出来的”。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人格的分裂由此可见一斑。或许我们应该承认，官员作家埋首于创作之中是辛劳而愉悦的，但这种成就感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是以小说的方式对官场现状进行描摹。不必讳言，这种表达与官员置身其间的主流叙事可谓大相径庭。这种局面，令官员作家在体制内居于很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好像出卖了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以《侯卫东官场笔记》为例，“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
官员作家人格的分裂，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创作活动的守口如瓶。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很多官员作家虽然创作出了引人关注的作品，但在灵魂上并不高洁。中国作协2009年开除了“贪官诗人”、山东省齐河县原县委书记李凤臣，2010年开除了“作家局长”、浙江省台州市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刘长春。二人在文学创作上都有所成就，而在以权谋私上，都可谓贪得无厌。由此可见，在官场中看得清并不意味着守得住。文学并没有能够净化他们的灵魂，而权钱交易的龌龊也并未影响他们对文学成就的追求。
一位官员无论是否从事文学创作，都将面临权力伦理的问题。对官员作家而言，如何看待权力，如何运用权力，是远比文学更为根本的问题。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官场小说，我常常猜想，这些隐身幕后、置身官场的作者，将如何面对明规则与潜规则的较量，又将如何在突围中生存。如果绝大多数官场小说都在渲染潜规则力量的强大，如果读完一本官场小说后会对正义力量的前途越来越悲观，如果从事官场小说创作的官员一不小心也沦为了笔下的贪官，那一定是整个时代的权力伦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