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
冯长春:治堵还是被堵治
这是个治堵的时代,也是个被堵治的时代。
2010 年12 月23日,北京治堵方案颁布当天, CCTV2请北京大学冯长春教授赴演播室解说治堵新政,结果节目开始后,冯教授还未到场——他被堵在西三环上了。
很快有网友称其为“最牛的现身说法”,但冯长春却向记者表示,“我的确想早到半小时的”。为了不迟到,他特意选择了“相对最不堵”的下午2点出发。
事实上,当天的暴堵早有征兆,随着摇号限车的方案在坊间悄然流传,民众购车热情必然会在大限之日提前释放,交通瘫痪在所难免,据说,一位4S店卖车的朋友仅在当天就拿到了24个月的奖金。
回到冯教授堵车的故事,我揣测其全过程应该是这样子的:还没车的甲打车去买车,有了车的乙开车去买第二辆车,他们同时在西三环偶遇冯教授的车,然后便一起堵在马路上了。
原本,冯教授希望传递给全国电视观众这样的观点,“最根本的问题是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格局”,“要让整个城市交通配套功能更加合理”,“除了限私车,还要限公车”,“市场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干预解决,要综合治理”。
冯长春说,这些观点并不新鲜,最老的已经喊了十几年,但问题依旧。
看来,被堵在路上的,不只是一个冯长春,还有那常年不被赏识的治堵常识。
放眼望去,从限号到限牌,从限使用到限拥有,我们的治堵手段一路翻着大跟头,冲着似曾相识的计划经济就去了。
但一个最基本的城市规划问题却似乎常年无人问津: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不到500万,纽约的汽车保有量超过800万,北京城区面积为1369.9平方公里,纽约城区面积为945平方公里,两相比较,我们为啥愣是比人家堵?
这就好比一个出了问题的钟表,做钟人却不屑于修正原来的设计,而乐此不疲地增加新的设计来平衡,我不无忧虑,这钟表调到最后,会不会调出个环环相扣却无力再解扣的复杂结构来?
对了,故事的结局是:冯长春被迫在车内与主持人完成了电话连线专访。教授特意回家换的新西服,白换了。
周周:红领巾的红
母亲冲进房间时,周周(化名)的脖子上紧紧缠绕着一条红领巾。
这个自缢的孩子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我们只知道,他的书包有7公斤重,他曾连续一个月被罚打扫卫生,死前的那个中午,他刚刚把《语文课课练》从第11课抄到第14课,而他和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老师罚我抄课文,我肚子好饿。”
不久后,红领巾的红,变成了一个11岁少年鲜血的红。
我所获得的另一个信息是: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有3个孩子用同样的方式仓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年龄分别是11岁、11岁、12岁。
可悲么,那本该飘扬在前胸的红领巾,正倒悬于脖颈。
孩子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逃离,整个社会都该为此而蒙羞。
英国小学生:大黄蜂与变形金刚
这个故事充满想象力。
25名还不到10岁的小学生,却在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生物学通讯》上联合发表了关于大黄蜂可通过鉴别花朵颜色进行觅食的科研论文。
而这一“重大的科学发现”,只是源于一堂生物实验课,校长斯特拉德威克告诉新华社记者,“孩子们觉得观察大黄蜂是个有趣的游戏,我能做的就是鼓励他们玩下去”。
羡慕这些孩子之余,我想起了自己曾采访过的一对湖南双胞胎姐妹。她们是理科生,具备考取清华大学的成绩,但她们从小到大没上过一次实验课。
再提供一个排名:一个涉及全球21个国家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倒数第一,创造力倒数第五。
这种差距或许具体体现在,如果你提起大黄蜂,我们的孩子只能想到变形金刚。
但我想论证的是,这并不是孩子的差距,而是成人世界教育观的差距。在一种缺乏想象力并压制天真的教育观下,大黄蜂永远成不了科学探索的目标,只能是变形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