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当时作为科学部主任，我自然也非常关注。但应该形成一些什么样的有影响的报道，谁也不知道，以至于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苦恼。

　 1985年10月，在南下开会的火车上，我和张建伟再一次讨论起这个话题。那一年上半年，他在天津做了许多这方面的调查。他突然提出，“能不能搞大学生追踪记”。我直觉感到这可能是个恰当的选择，便揪住这个题材，并不断地通过写信催他。这组稿件也不是全部完成后刊登的，而是写一篇发一篇。但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建伟竟然出其顺利地完成了。

　 1985年12月13日，一组八篇———日后被首都新闻界公认“开了新时期深度报道先河”的“综合性专题系列报道”，开始刊出。题为《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

　 这组今天看来极不成熟，甚至也许不会刊登的报道，当年却引起巨大轰动。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只有一个：它是真实的。它涉及到青年一代成才路上的潜规则。

　 这组报道几乎探讨了青年知识分子成才道路上的所有问题：是逆境成才还是顺境成才？应当适应环境还是反抗环境？生活与事业的关系对成才者的制约力有多大？还有成才与体制、成才与改革、成才与领导者、成才者与未成才者、青年知识分子与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在人物的选择上，这组报道摒弃了以往新闻界所钟爱的极好、极坏典型。全部选择了人们从不认为是新闻人物的“中间分子”。但他们对工作的感情、对社会的认识、对未来的期待，都是普通人的生动写照，能让人看完过后说一句：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它的价值便因这些真实的源于生活的内容得到了升华。

　 这组系列报道刊登后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中央电台连编者按一并加以广播，几家文摘报都做了转载。除上级机关和兄弟报社传来的赞扬外，还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甚至有许多中老年知识分子要求报社追踪他们这一代人的成才经历……

　 说来有趣，这组稿子本来一直在一版的二条位置刊登，为了表示报社的嘉许，最后那篇稿子在这组报道开始刊发半个多月后，反倒像“追认烈士”般地在一版头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