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报社酝酿着一次改版。经过一番“瓜分”后，每周还余留下两块版没有人领。报社把它们“送给”我。

　 可是，每周两版，一年就是104块版，登些什么内容呢？

　 一天晚上，我浏览报纸时，《北京晚报》上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吸引住我———一条窄窄的胡同里，一个背着什么东西的人的背影……这是什么？我去看图片说明：“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

　 不知为什么，这几个字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又仔细看了一下照片，不错，是粪桶，占了画面的三分之二。粪桶上沿，露着背粪工的半个脑袋。

　 几乎在一瞬间，我就明白要刊登的题材来了！

　 这些年，总是有很多人问我，某某报道是如何“策划”出来的。对我而言，没有什么“诀窍”，一切取决于你的积累。就“粪桶”而言，如果你根本不知道粪桶在20世纪50年代，是“思想革命化”的图腾；如果你根本就不了解知青这一代人的“光荣”和苦难，你就完全不能理解经过漫长的年代，一切都返朴归真，终于现出社会本色之后，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当然也无从体会到其中命运跌宕的震撼。

　 而这些判断，缘于我在赋闲期间作了5年货真价实的读者，开始以读者的眼光来判断什么题材是能够获得欢迎的；也是从一个读者的经验中，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报道，却在读者中毫无反应。

　 “粪桶”的采访是由当时报社最时髦的一位“小姐”执行的。让我至今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天晚上，一个粪工找到报社来，我们便请他吃饭。席终时，这个工人望着满桌的剩菜，说：“能让我带回去吗？孩子一个多星期没见肉了！”

　 我们一群人愣了一会儿，才忙不迭地说：“当然当然。”心里颇为惭愧。

　 经过几番打磨，稿子终于成形。这是一篇完全不同于以往新闻模式的长篇报道。它没写什么先进人物，甚至也没有经典的新闻价值，而只是将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命运，尽量原生态地搬到报纸上来。这时，我还根本不能用专业术语来阐述这种模式的意义，还不能向人们证明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只是本能地觉得，他们的命运是我想了解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至于报道刊登后所产生的重大反响，是打死我也没有想到的。

　 出报那天一早，我一进报社大门，传达室的师傅、司机班的师傅们就对我大叫起来：“哥们儿，真他妈棒哎！”

　 我一时没有悟过劲儿来，问：“什么棒啊？”

　 “今儿的冰点呗！真是太棒了，一口气读完，你从哪儿找的这几个棒小伙儿，多精神啊！”

　 从这些没有半点修饰的赞扬中，我感觉到了成功。这一天上午，光是电话就接了60多个，几乎是一致叫好，致电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年轻人，也有参加过抗战的老一辈……

　 “粪桶”的成功，缘于在10年前的中国媒体上，鲜有反映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困境、磨难、希望和奋斗的报道。而从他们的命运中，人们更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也看到他们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中，成了一种“稀缺”的品种。但这些“稀缺”的东西，人们感到并不应该被湮灭，相反应当有较大的回归。这是一些不能用财富来衡量、不会随财富而增长、不是用财富可以换到的东西，它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

　 “粪桶”打响了《冰点》的第一炮，也奠定了《冰点》报道的标准。这种标准虽然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语句来形容，却是这10年来，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的“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