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要长期坚持理性、科学的职业态度，不容易做到。这是因为，它不但依赖于编辑记者自身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总体状况。

　 在本报53年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因背离理性、科学而失分的记录，如批判马寅初，鼓噪消灭麻雀，轻信亩产万斤，尽管其原因众所周知，是特殊的年代和环境所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毫无反思。当然，因坚持理性、科学而精彩得分的记录更应牢记，如1987年对于大兴安岭火灾的连续报道，不但揭示出天灾中的人祸，而且在国内媒体中首倡环保意识；1992年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半个世纪的论证》，获得论辩双方的一致好评；1997年关于“除四害”灭麻雀的回顾性报道，洗刷了蒙在历史上的尘雾……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我们认识到错误，并不意味着可以避免再错；我们坚持了正确，也并不意味可以永远正确。如果不能深入思考做对和做错的原因，我们就不能消除误打误撞的盲目。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从反思特殊年代的某些错误思维和错误做法，到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环境意识，离不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进步。随着整个社会认知水平和理性精神的提升，媒体才逐渐养成理性、科学的精神，而我们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反过来，媒体也必须担负起高扬理性、科学的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启发、培育民众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并提醒和监督决策者，促使政府决策更加合理、科学。如近年来媒体对于各地“政绩工程”的揭露，对于片面追求GDP的发展观的反思，就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问题在于，作为媒体的编辑、记者，不是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学者，无论在知识还是经验上都必然存在欠缺，又如何保证自己的工作尽量合于理性和科学？我们知道，一次严重的错误，很可能十次正确都不能弥补，因此新闻从业者不但应常怀临深履薄之心，更应掌握好的方法和思路。这种好的方法和思路，也许可以从一组对比中窥见端倪。

　 马寅初当初把《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提交浙江人大小组会上讨论，结果是“少数人赞成，多数人不表态，也有批评的”。但是，在随后展开的大批判中，除了马老本人“誓死抵抗”外，再没有任何赞同的声音可以传递出来，终于酿成“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的恶果。当然这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争论各方是否都能没有顾虑、平等地发出声音，对于形成理性、科学的决策何等重要。相比之下，当本报记者采访写作《半个世纪的论证》的时候，社会的进步终于给实现这种争鸣提供了相对良好的外部氛围。这一对比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首先必须明确这样一种认识：不管是反对派还是赞成派，社会都应给他们以平等发言和争论的空间。

　 因此，报纸要向公众传递理性、科学的信息，就必须首先有一种理性、科学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而这种态度和方法，没有别的，就是必须使争论各方和更多的人拥有平等发言的机会，加以积极的引导，以期在各种意见的反复交锋中逐渐趋于正确、接近真理。这，就是一个媒体的理性与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