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但对一些官员来说，拜年也是一个“廉关”。研究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我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官拜年，二是钱拜年。

　 先说官拜年。官也是人。过年了，一大家人团聚团聚，热闹热闹，给父母、岳父母等拜个年，老百姓不会说半句不是。可是，有些官却依然一心扑在“工作”上，“年关”变成了他们“抓紧时间做好工作”的不可多得的大好机会。想让自己明年“工作”好做一点，想让领导“帮助帮助”，使自己进步的节奏再快一点，进步的步子再大一点，进步的内容再多一点，就得去给大一点的官拜年，给管官的官拜年，成为许多官拜年的重要动因。

　 2002年12月26日《南京晨报》披露的马向东的绝笔悔罪书中说：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到副市长，“除了商业部门一些老部下逢年过节继续给我送钱外，城建、交通部门和县区一些干部为了谋求我对他们个人工作上的支持、关照，也在春节期间以拜年的名义给我送钱。”忙着拜年的是些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只是某些部门的官和下属的官。忙着拜年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只是为了寻求大官“对他们个人工作上的支持、关照”，如此而已！这种官拜年，污染了我们的社会空气，污染了我们传统的节日氛围。

　 再说钱拜年。马向东悔罪书中已经说了，拜年就是送钱。无独有偶，2002年12月19日《扬子晚报》披露的慕绥新的忏悔录中说：“我在沈阳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慕绥新分析说：“过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领导、送礼，给点钱，无可非议；其次是两厢情愿，改善关系，加强了解，皆大欢喜；最后是用的都是公款。”这话说得有点透彻，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等于说，拜年就是送钱，而且是送公款。换言之，官拜年就是钱拜年，而且是用公款拜年。

　 官拜年是形式，钱拜年是实质。拜年能否成功，常常与送钱多少成正比。贪官从拜年之中收到钱财多少，一些时候又和头上那顶乌纱帽大小成正比。广东省民政厅原副厅长苏凤娟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她任徐闻县委书记期间，过春节人家来拜年给她送钱，数量直线上升。1991年刚去时，收钱“3万元左右”；“1992年15万元左右，1993年20万元左右，1994年18万元左右”。1995年春节前，她已经离开徐闻，升任省民政厅副厅长，竟然还收到徐闻有关单位和个人送钱10万元。（据1996年12月21日《扬子晚报》）一个苏凤娟，5个春节收钱超过66万元！钱拜年就这样腐蚀着大大小小的官吏，直到把他们一个个送进监狱。

　 官拜年，钱拜年，毁了一批干部，也把社会风气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