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2日电（记者徐虹）已参加过三次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委员贾平凹今天对记者说，此次政协会议他的关注焦点是“政治文明”、“三农问题”，以及“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对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的政策问题”。

　 贾平凹委员对于“十六大”报告中“政治文明”的提法感到“非常振奋，非常拥护，感到非常英明”。“这是一个大事情，对于文艺界乃至文艺创作的关系都非常大。”他说。

　 从早期的《天狗》到上世纪90年代的《废都》、《浮躁》，再到新世纪的《我是农民》、《长舌男》等，贾平凹自己的作品走过了从被禁到开禁，再到“纯粹地在文学领域被评说与探讨”的过程。他逐步开阔的创作之路，也正是中国社会日益政治文明化之路。“以前写作禁忌很多，或者说即使写了也未必发得出来，现在一年比一年好了。”

　 贾平凹举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来阐示创作与创作环境之间的关系：一辆自行车的车胎有一个很窄的宽度。从理论上讲，它可以行驶在同样宽窄的路面上———但那样会提心吊胆！它的纵横驰骋需要更宽敞、宽容、宽松的环境。而“政治文明”为创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有益于激发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对于人性的扭曲与压抑基本上消除了。”在改革开放初期，曾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作品揭示“政治扭曲人性”主题的张贤亮委员对记者如是说。

　 此次政协会议，张贤亮委员最关心文化建设与政治文明的话题。他说，“三个代表”开拓中国的未来，“先进文化正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和方向”。“艺术创作当然受益于政治文明。反之，文明政治也规范着作家与艺术家的创作”。